前　言

　　吕文成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也是粤乐（亦称“广东音乐”）卓有成效的作曲家和演奏家。20世纪的20至30年代，是粤乐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人材辈出，创作繁荣，相继出现了被称为“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以及被誉为“四大天王”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而在“四大天王”中艺术成就最高者，当属吕文成先生也。

　　吕文成先生为粤乐的拓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为岭南文化艺术宝库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财富。今天，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粤乐前辈诞辰105周年之时，吕先生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优秀传统的继承发展，以及对粤乐革新的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音乐工作者永远学习和仿效的楷模。

　　一、创立高胡的卓越功勋

　　吕文成1898年3月12日出生于广东中山，自幼随经商的父亲到上海生活，并开始了艺人生涯。20年代末回到广东，以后迁居于香港。

　　据音乐理论翻译家司徒幼文介绍：20年代，粤乐能在上海得以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有一群粤籍音乐家在积极地开展活动，被当时誉为“二胡王”的吕文成及留美回来的造船专家司徒梦岩（也是小提琴家）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20年代初期，吕文成、何大傻、杨汝城（吕的弟弟）、尹自重等人经常聚集在司徒梦岩的家里演奏、研习粤乐，弹唱粤曲，不少新作在此诞生，不少名曲也由此而推广。

　　当时，吕文成二胡演奏的成就，已与江南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刘天华一起被称作“二胡三杰”，意指这三人为中国现代二胡艺术的逐渐成熟作出了贡献。正是这三个人的努力，才使二胡由一件被当作“胡乐”而受到鄙视的乐器成为了登上大雅之堂的民族乐器。刘天华先生曾撰文说：“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可见吕文成对艺术的用心良苦，已与二胡大师产生异曲同工之共鸣了。

　　由于20年代上海商业城市的喧闹氛围，加上吕文成个性的活跃，他不满足于二胡音色的柔、软以及纤细、小巧的演奏方法，在受到七板线转调法（“七板线”指以音律的每个音作主音进行七种转调）的启发下，于是他将传统二胡的琴杆缩短，以钢丝弦改换丝弦，定弦提高四度，音域扩展到二、三把位，并可进行转调。另外，琴筒的摆放位置改为用双膝夹住琴筒两端，易于控制音色及音量。创新后的高胡，音色明亮、清脆，发音刚劲、饱满，非常适合粤乐的演奏风格。正是吕文成这一前人未有的创举，改变了早期广东音乐器乐常用的“五架头” （二弦、扬琴、秦琴、洞箫、椰胡）组合形式，而成为以高胡为主奏乐器的新“五架头”组合形式，奠定了高胡在粤乐演奏队伍中的领军地位，并演变为今天饮誉四海的中国独奏民族乐器。也正是高胡这一独奏乐器，造就了几代、一批批的高胡教学与演奏人材。

　　著名高胡演奏家刘天一先生，建国初期由香港返穗，加盟新成立的“广东音乐艺曲团”，他和黄锦培、朱海、方汉、梁秋、陈萍佳、苏文炳等人把广东音乐推上了继吕文成之后的第二个高峰。广东音乐名家易剑泉创作的高胡独奏曲《鸟投林》，最初演出时的鸟叫声是用灌水陶瓷小鸟吹出来的，刘天一觉得这样不足以表现乐曲的音乐效果，且嫌太单调太自然主义，缺乏艺术性。经过无数次的研究摸索，刘天一以控制右手拉弓的力点，以及左手上下移动和手指灵巧的触弦，终于模仿成多种鸟类惟妙惟肖的鸣叫声，成为高胡演奏的一绝，至今令人们津津乐道。

　　刘天一在演奏音乐家林韵专为他创作的高胡独奏曲《春到田间》时，他吸收了小提琴演奏的技法，扩展了高胡传统演奏的常用音域，在华彩乐段中，连续的几个八度大跳和碎弓向上滑等演奏手法，把高胡的演奏技巧又提高了一步，大大丰富了高胡的表现力。《春到田间》成为了刘天一先生演艺生涯的代表曲目。在刘天一演奏自己创作的曲目《鱼游春水》中，是他在高胡演奏史上，首创了一段自然泛音演奏的乐段，又熟练地运用一弓演奏出七连音和八连音的快速音阶，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春天鱼跃欢快的怡人情景。可以说刘天一先生在继承、发展高胡的演奏技术中，创造性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刘天一同一时代的卢家炽、朱海、沈伟、何干等人的高胡演奏艺术，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中年一代的高胡演奏家应属六十年代毕业于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星海音乐学院前身）的崔金书了。崔金书现在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高胡演奏家。早在六十年代，他就是广东音乐四大名家的真传弟子，他所演奏的广东音乐，既有李德燊的深沉、内在；又有甘尚时的明快、清秀；既有刘天一的活泼、热情；又有朱海演奏“乙反调”的绝活。由于他对名家所教授的每首乐曲、每个乐句、每个弓法、指法都进行比较和研究，因而较扎实地掌握了广东音乐传统乐曲的风韵。崔金书不拘于传统音乐的模式，更向往于对新音乐的学习、探索，并运用到高胡的演奏技巧上。

　　为了提高高胡演奏快速走句的技术，与多变的音色，他在学校的琴房中用高胡苦练当时风靡民乐界、由刘文金作曲的二胡独奏曲《三门峡畅想曲》，以表现出时代精神和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笔者与崔是仅隔两届的校友，当时曾多次听到他在琴房中练习此曲的琴声。）另外，他还将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的小提琴演奏技术“移”到高胡演奏上，以改正自己操琴的手型；放松左手，以解决快速运指的问题；借鉴小提琴的触弓方法，从而解决高胡音色的颗粒性等问题。

　　1987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首届广东音乐邀请赛”中，他编配和演奏的《银河会》、《春风得意》等广东音乐乐曲获得了一等奖。著名板胡演奏家刘明源高兴地称赞他：“拉得太棒了”，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更为他挥毫题词：“弘扬高胡艺术”。在中央民族乐团1999年维也纳新春音乐会上，由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指挥乐团演奏的广东音乐《娱乐升平》中，崔金书在弦乐声部高胡首席位置上，神采奕奕，洒脱地拉奏着高胡。崔金书将高胡艺术和广东音乐带到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奥地利及世界各地，为广东高胡艺术争了光，为宣传广东音乐尽心竭力，真是功不可没。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广东音乐乐坛闪耀着一颗明亮的民族音乐之星，他，就是被海内外粤乐界人士普遍公认为是继吕文成、刘天一之后高胡第三代代表性传人，当今著名的高胡表演艺术家余其伟。

　　长期以来，余其伟极其重视传统的积累，他集高胡各门派之长，广纳民间音乐之精髓，以日臻成熟、不断完美的高胡演奏技艺，拓展了中国高胡艺术的新格局。

　　他演奏的广东音乐传统乐曲《昭君怨》、《汉宫秋月》、《雨打芭蕉》……底蕴深厚，韵味浓郁；而在《思念》、《珠江之恋》等新作品的演奏中，则充满了艺术的魅力，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具有生命之诗的《琴诗》与《粤魂》，更体现出人性与哲理性的深切奥妙。

　　余其伟不仅具有高超的高胡演奏技艺，而且善于思索、善于总结，是实践与理论并行不悖的典范。，1998年8月花城出版社首次出版了他的音乐评论集《粤乐艺境》（2003年修订、再版发行）。2003年7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广东音乐高胡名曲荟萃——余其伟编注演示版》。余其伟的艺术成就表明了他的艺术境界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正如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指挥家齐佩尔先生对他的高度评价，是一位“具有天才演奏技巧和深刻艺术思想的音乐家。”

　　除以上不同年代的高胡演奏名家外，还有在广州粤剧界成绩斐然的作曲、高胡演奏家卜灿荣，广东省民族乐团吕锡标、广东音乐曲艺团魏家明、何克宁等也属粤乐佼佼者。
在音乐教育园地中吕文成的后继人材代代相传，如：老一辈李德燊、甘尚时、陈涛和年富力强的黄日进、马伟雄以及后起之秀陈国产、雷叶影、余乐夫等人。

　　二、创作粤乐的不凡贡献

　　吕文成一生的艺术成就，不仅革新了高胡，使之成为广东音乐主要的特性乐器，而且创作了《步步高》、《醒狮》、《岐山凤》、《平湖秋月》、《蕉石鸣琴》、《银河会》等100多首广东音乐传世作品。

　　吕文成曾说过：“中国音乐本身有一种特征，就是旋律纯朴，它单纯得像一位纯洁无邪的乡村小女孩的小心灵。它给欣赏者一种清丽和优美的感觉，这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特征。”吕文成的作品旋律优美、婉转清新、节奏活泼、形象鲜明，且通俗易懂，琅琅入耳，深受群众的喜爱。吕文成的作品整整影响了几代人，至今许多已成为经典之作了。

　　解放以后的广东音乐发展并不平坦，有高潮，有低谷，有兴旺辉煌，也有暗淡之时。尽管道路坎坷，广东音乐乐坛的有识之士还是在不断地接过吕文成等先辈的接力棒，努力创作了不少广东音乐新作品。例如：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春郊试马》（陈德钜曲）、《月圆曲》（黄锦培曲）、《春到田间》（林韵曲）、《鱼游春水》、《花市迎春》（刘天一曲）、《欢乐的春耕》（朱海曲）、《渔港归帆》（方汉曲）等。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山乡春早》（乔飞曲）、《绿水长流》（杨桦曲）、《雁南归》（万蔼端曲）、《珠江之恋》（乔飞曲）、《丹霞日出》（陈涛曲）、《出海》（卜灿荣曲）、《乡音》（汤凯旋曲）、《琴诗》（李助炘、余其伟曲）、《粤魂》（李助炘曲）、《自梳女》（朱婕曲）等。另外，还有一批在历届全国民乐比赛中获奖的作品：《思念》（乔飞曲）、《新春锣鼓》（陈葆坤曲）、《水乡即景》（李助炘曲）、《彩蝶迎春》（许昭雄曲）、《梦中月》（卢庆文曲）等。

　　笔者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一直担任音乐编辑工作，见证（并部分地参与）了广东音乐发展的各类活动和创作的成果。

　　广州市文化局于1982年、1986年、1988年举办了三次广东音乐大赛，评选出40多首获奖作品。2003年年底又将举行第四届创作大赛，目的是通过大赛吸引年轻人关注广东音乐的存在与发展，为广东音乐输入更多的新鲜血液。1983年，广州市文联、市文艺研究所与广东民间音乐研究室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吕文成专题学术讨论会”，省电台为配合讨论会的举行，组织了吕文成作品的系列专题音乐节目，向听众详细介绍、播出。1987年，第四届“羊城音乐花会”委员会与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在广州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广东音乐演奏邀请赛”，吸引了北京、上海、天津、四川、辽宁、安徽、浙江、广东等八省、市派出的23支专业与业余代表队近二百人参赛，掀起了广东音乐热的高潮。1990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广东电视台、佛山民间艺术团联合主办了“广东音乐新作大奖赛”，创作出50多首新作品，从中评出《飘色》（卜灿荣、苏志雄、郑道生曲）、《湖光春晓》（甘尚时曲）、《荔枝红》（罗慧琦曲）等10首优秀作品。1992年8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广州幸福弦乐厂和广东艺术中心联合主办了《广东音乐系列欣赏活动》，在音乐台以节目专栏形式，系统地为听众介绍广东音乐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特邀广东音乐专家、星海音乐学院民乐系黄锦培教授总撰稿，历时两个多月。系列欣赏活动结束时，还邀请广东音乐界的知名演奏家、演唱家在友谊剧院为观众举行了一场高水平的《广东音乐欣赏专场音乐会》。在广播系列欣赏活动过程中，进行了不少有趣的知识问答，吸引了许多听众（包括大、中学校的青少年学生），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听众来信，起到了轰动的效应。

　　80至90年代初，这整个阶段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或文艺台、音乐台）组织专业与业余演奏队伍，录制了大批经广东音乐工作者改编的广东音乐传统乐曲和创作的新作品（包括用管弦乐队演奏的广东音乐新作品），尽量满足广大听众的要求，真正起到了媒体的宣传作用。

　　三、当今粤乐发展面面观

　　纵观当今广东音乐乐坛的种种正反现象，应值得文化领导部门与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关注与重视，我们要以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审视这个乐种的现状与未来，才能适应“建设文化大省”的潮流，与历史同步并进。

　　（一）加强领导，统一思想。如今21世纪，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意识也在更新。我们要认识到振兴广东音乐的理念是更好地促进岭南音乐文化的发展。因此，省文化领导部门要成立有职权范围的专门机构，统管文艺团队的改革与组合，制定广东音乐的发展目标，组织具体落实措施，并以此推动岭南音乐（包括潮州音乐、广东汉乐）的全面发展。音协是民间的群众组织，它对文艺团队没制约权，只是起桥梁作用，因而文化领导部门就要从人事、体制等决策、发展性的战略措施来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将有些原来散、瘫的机构重新组合，以焕发新的活力。

　　现在不同团、队有不同的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既然继承、发展广东音乐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就不能互相包容，团结与合作呢？文艺团体以前的“同行是冤家”，“老死不相往来”，这些陈旧的陋习，是保守、落后、狭隘的观念，这种局面只能让乐手成为个人作坊，而妨碍了事业的整体发展，与岭南文化的大气候是格格不入的。羊城晚报原资深文化记者吴其琅告诫过：“广东音乐人才不少，流派分呈，关键在于团结。寄语乐坛诸君，珍之重之。”要转变观念，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促进与沟通理解。

　　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讨论中，不少学者指出要珍视传统资源。从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岭南文化以先秦南越土著文化为缘始，经历千年来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交融整合，并不断吸收外来的海洋文化，在几次蜕变重构之后，自成一体，独具特色。吕文成等广东音乐前辈留下的宝贵财富就是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资源之一，如果现在继续奋战在广东音乐乐坛上的“各路诸侯”们能精诚团结，在省文化部门的统一调配下，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那么，肯定会出现广东音乐发展的新局面，到时不但是大众的“娱乐升平”了，更应该是国人新世纪的新“步步高”和“满园春色”的世纪乐坛了。

　　（二）树立精品，争创名牌。广东音乐在国乐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不可抵估的：在北京国宾馆招待外宾宴会上，民乐队常常奏响《平湖秋月》、《月圆曲》、《娱乐升平》；人民代表选举国家领导人投票场景的气氛音乐是《步步高》；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中国民族乐团必奏广东音乐《赛龙夺锦》、《旱天雷》等经典曲目。广东音乐有着岭南传统的文化魅力，它保存了文明的、健康的因子，它们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长久存在。岭南文化其内核、其特征、包容通达、敢为天下先，以及开放性、多元性，至今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除了不断地创作新作品外，对经典的广东音乐作品作为岭南文化的名片，尽力包装和宣传，让国人和世界各国朋友都来欣赏，那么它与西洋古典音乐的《命运》、《田园》、《悲怆》等作品的熟悉和知名度一样，也会让人们牢记《醒狮》、《步步高》、《平湖秋月》等这些经典的广东音乐了。

　　作品要树品牌，文化名人也要推出，文化名人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文化艺术水平。一个文化名人的成材是要靠诸多因素来构造的，既然他的出现是客观事实，我们就要承认他，正视他，创造各种条件让他尽情发挥，而不应该眼红、贬低，甚至排斥文化名人的存在。所以某某指挥、某某演奏家已被世人瞩目了，人们就肯定会去追寻其文化背景和地域环境，可以说是双向赢家，这样名人效应也就出来了。

　　（三）培养人材，刻不容缓。至今广东音乐乐坛的作曲和独奏人材流失或缺乏是严重的，如果忽视这个现象，真的会成为后继乏人。曾被誉为全国三大民族乐团（指：中央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广东民族乐团）之一的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其发展的现状也是起伏不定的。目前没有一个能独挡一面、并较有声望的高胡演奏家；如果要发展岭南音乐，演奏潮州音乐缺少主奏的二弦、唢呐乐手，演奏广东汉乐缺乏头弦与提胡乐手，南国地方音乐的风采是较难体现出来的；现在乐团编制还不齐全，搞一次大型的演出需向外单位借调人员，队伍的组织起不到保证的作用；另外，就是民乐团长期来缺少一位有权威的艺术指挥家，外请指挥者只是临时措施，不利于对乐队日常的排练、整体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这样必然会影响演出质量及队伍的发展方向。所以，前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团、队面临的实际困境。

　　近年来，音乐学院招收民乐人材甚少，也没什么拔尖的苗子，这样就势必影响文艺团队的后备力量。一个能独立操作、有发展前途的乐手不是随便一夜就冒出来的，需要内因与外因相结合，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成材的。所以人材的挖掘与培养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切不可掉以轻心。

　　作曲人材也同样需要认真考虑。现在广东音乐专业作曲者渐渐少了，不是退休就是出国了，仅存的也为数不多。以前广东音乐作品的创作，不少是由乐手有感而来，乐曲当然可以写出，但质量、水平就难说了。搞广东音乐专业作曲，需要长时间钻进去研究，真正领会广东音乐旋律、曲式、韵律、风格等的精髓，才能写出好的广东音乐作品。作曲家乔飞先生说过：“创作广东音乐不论你怎样写都可以，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创作出来的作品本身必须是广东音乐”。乔先生这里所说的也就是一个乐种的风格，决定了它创作作品的方向。作曲家李助炘从风格谈到：“我认为广东音乐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因为广东音乐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它的特点就是不断出新，只要在风格上把好广东音乐这个关就可以了。我还认为既然广东音乐的演奏很少是一个人演奏的，一般都是两人以上的，所以今后广东音乐的创作、改编应在多声部（复调、和声等）上有所发展……。”李先生的话语是从广东音乐的发展规律而论的，也给搞广东音乐创作的人予以提示：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欣赏水平在提高，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也就不能停留在以前单旋律，单声部的地步，包括改编的原广东音乐曲目均要出新招，让人感觉到是广东音乐风格的作品，好听，有味道，起到娱乐作用，创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广东音乐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是几代音乐工作者的功劳，今天要继续弘扬，不但后辈要努力，更要尊重前辈的成果，这是循环的因果关系。为此，省有关文化领导部门不要忘记这一批批老音乐工作者，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身体，由于毕生致力于广东音乐园地，这些老作曲家、演奏家的脑子不会因为退休或出国而闲搁下来，还有创作的欲望，并且更臻成熟了，可以请他们当顾问、艺术指导，参加各种音乐活动，发表他们的新作品，如果新、老音乐工作者的紧密团结，强强联合，相信广东音乐会有更加飞跃的发展的。

　　（四）维护“基金”，走向市场。广东音乐近年来的创作、演奏队伍的正常发展，得益于有一个倾力支持的社团组织，它就是中华文化促进会下属的广东音乐基金会。广东音乐几次创作大奖赛，不少研究广东音乐理论学者专著的出版，都是在这个基金会的倡导、扶持下进行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领导中华文化促进会的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广东省老领导叶选平和省、广州市部分原领导组成的领导层，有热心，也有诚心，有眼光，更有水平。促进会副会长、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在黎田、黄家齐所著的《粤乐》专著发行研讨会上讲到叶选平当会长的决心：中央有规定，政府领导人不能兼任社团组织领导，叶选平曾对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说，我就是不当全国政协副主席，也要当中华文化促进会的会长，可见叶选平对中华文化重视的程度。由于促进会在正确思想指引下稳步的发展，得到了许多企、事业的支持，因此也壮大了广东音乐基金会，由此可见其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发展文化事业，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有这样的促进会、基金会以民资的方式来参与文化事业，这无疑是一个可取的方式。

　　广东音乐如何走向市场，这是不少学者研究、探讨的课题，也是音乐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社会是由多元化组成的，人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也有所不同。文艺团队的舞台除了大城市的剧院、大、中学校园，还有广阔的农村天地，如果一个文艺团队还按以前大队伍、大规模形式去演出，且节目缺乏新意，观众当然不想看了，这样势必会出现演一场经济上亏一场，不如不演出为好的尴尬局面。其实现在是改革的年代，以前不敢想的，现在可以大胆的去设计，以前不敢做的，现在可以用多种方式去尝试、探索，而求事业的生存、发展。

　　2001年在北京组建的“女子十二乐坊”，近年来以其青春、时尚的新姿出现在国内舞台上，并且走红了日本，以后还将进军美国和西方多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拳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让这支新掘起的民乐小分队令人们注目呢？该队伍的制作人王晓京谈到：现在，民乐能够深入我们心里的创作曲目越来越少，它的市场也不太乐观，所以说民乐也要不断地突破。其实我们传统民乐有很好的作品，完全可以像贝多芬的音乐那样进行商业操作，做出唱片在世界发行，这样这些音乐就家喻户晓了。另外，民乐本身的节奏感弱，个性较突出，所以编配就显得特别重要。女子十二乐坊的音乐不是民乐，也不是新民乐，更不是对民乐的改革，她们只是运用了民乐乐器，让西方乐器当伴奏乐器，从而给从事民乐的乐手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开拓一个新的音乐领域。笔者从“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曲目来看，节奏、动感是突出了，演奏队伍的形式是变化了，但乐曲的旋律却听不太出，尤于影视剧或专题片的配乐一般。所以新生事物突出了一面，也掩盖了另一方面，但这必竟是一种创新的试验，可以从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我们的广东音乐创作、演奏能否从中受到一些启示呢？广东音乐一向来易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我们的专业团队能否优化重组，大、中、小各种形相结合，在此同时，专门组织人员研究市场的需求而进行新作品的创作。可否与广州市旅游部门携手在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同时，在各种场景中（包括珠三角城镇所在地）为国内、国际的游客服务，既宣传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广东音乐，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又能让队伍和乐手取得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

　　（五）重视评论、提高素质。文艺理论研究与评论工作一向来是较为薄弱的，广东音乐方面也不例外。以往广东音乐的评论、赏析文章较分散，不成气候，最近几年卢庆文出版了《粤韵论丛》评论集，余其伟出版了《粤乐艺境》音乐评论集，黎田、黄家齐合作用了七年多时间写就了《粤乐》这部广东音乐理论巨著，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相信不少搞文艺理论工作的同志，会相继出版文艺、音乐论著，这是文艺理论园地的丰硕成果与美好前景。

　　原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先生认为：“十年动乱后，出现许多比较优秀的新的声乐家、器乐演奏家，在国际上也常常取得较优异的成绩。我在电视上也常听到许多新的，有才华的演员演出，受到听众的称赞。但在音乐报刊上，较少看到较细致、深刻的评介，帮助听众领会这些表演的真谛，提高读者的欣赏素质，演员也难以从一些深刻的评论中得到鼓舞，知所改进。须知音乐艺术的发展壮大，是作曲家、演员和评介共同努力而发展壮大的，我希望日后能出现更多新的评介。”李凌先生语重心长，寄希望于我们搞评论的同志要知难而进，这是一项艰巨而有意义的工程。评论的作用是将付出辛劳的演员、演奏家所表现出来的作品与气质，通过深入中肯的评介，让观众、读者更明白的理解，也可以说评论工作者是观众与读者的“导游”。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黄树森先生说：“文艺评论，是理论研究挺进文化市场，头脑资本转换为货币资本的最佳中介，是文化产业重要价值支撑点。文艺评论，文化评论一旦与品牌的最大特性勾连契合，必然对文化产业的开掘，发展形成巨大的推力、张力和辐射力。文艺评论、文化评论也是生产力。”文艺评论的重要性与艰巨性使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这是历史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关怀评论工作，理解评论工作者的难度。他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说：“我早就提过文艺评论要加强，这是大问题。现在更要借建设文化大省的契机，由省委宣传部、文化厅和文联一起来研究，如何振兴文艺评论。我们广东有不少精品，像歌曲《走进新时代》、粤剧《土缘》，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群众喜欢，文艺评论不能缺席。”对文艺评论界的困难，黄华华省长明确表示：“你们需要正常的活动、工作经费，没问题，省政府可以特加，你们先通过文联报上来，必要的经费我们想办法解决！”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与关怀，是对文艺评论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将责无旁贷的弘扬岭南音乐文化。为文化大省的建设添砖添瓦，这就是我们文艺评论工作者的职责与精神所在。

　　（六）传媒导向、责任重大。广东音乐发展的兴衰，与传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广东音乐园地迸发出巨大的冲力，演出、比赛活动频繁，创作热情高涨，出现了不少好的新作品，媒体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老百姓每天能从收音机听到优美的广东音乐乐曲，每周还有固定的专栏，如《民族之声》、《高山流水会知音》、《渔舟唱晚》等，全方位地传播民族音乐、广东音乐精品。近年来，我们的广播电台这方面的工作削弱了，以前录制的广东音乐已被打入冷宫、封存于库，不少知音很难听到电台播放的广东音乐了。2003年国庆节前夕，我国著名的新疆维吾尔族歌唱家克里木在广州参加完《“我和我的祖国”交响音乐会》后，对民族音乐和声乐界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批评道：“不只民族音乐，现在就连儿童都没有好歌唱了，电视台要负责任。现在电视台的导演都太年轻，做的节目只合年轻人的口味，把民族音乐这块儿给抹杀了”。传媒的这些现象是不明智的，是不为广大观众和听众所着想，有背于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相反，这几年音像部门录制的广东音乐CD唱碟却蓬勃兴起。2003年的报刊对民族音乐、广东音乐的宣传更是日益活跃。例如：《广州日报》的“从《平湖秋月》的演奏看音乐表现的多样性”（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论坛），“新派古筝、争奇斗艳”（青年古筝演奏家蔡文峰现象），“与时俱进话粤乐”（作曲家李助炘论坛），“岭南古琴奏说前世今生”（古琴家谢导秀访谈）。《南方都市报》的“三杰典雅琵琶行，秋月春风等闲度——何氏三杰（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广东音乐的开拓者、改革者、传道者”，“给黑夜《平湖秋月》、给白天《步步高》——吕文成：一把弹唱生命喜乐的高音二胡”，“二十年来家国、都在思乡一曲”（马思聪专版），“如果他的生命不在40岁突然而止”（冼星海专版）等等。单从这些题材广泛的醒目标题及大幅的版面内容，就可看出报刊媒体传播的加大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广州日报》的“星期一论坛”和“广州艺术之星”系列专栏，《南方都市报》的“城市文化论坛”和《南方日报》的“文化专版”以及《羊城晚报》“广东文艺名家访谈”等栏目的开辟，都是宣传文化艺术，探讨文化发展的良好的开端。所以，传媒在新世纪，在我省建设文化大省的进军声中，应该坚持正确的导向，为岭南文化、岭南音乐的发展摇旗呐喊，不断建立新功。

　　结　语

　　新世纪，广东的音乐界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从2003年起，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永久落户广州；以广州交响乐团改革及音乐季的设立为标志的高雅音乐的兴盛；一大批音乐表演艺术家的成长；广东歌剧团体的整合组建；以星海音乐学院、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为代表的音乐教育、以及文艺研究机构的活跃；音乐厅和大型歌剧院的建成或立项……，这一切让人似乎看到了广州“音乐之都”的雏形。广州离“音乐之都”有多远？能否建成“音乐之都”？怎样建“音乐之都”？这些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话题。但是，广州建设“音乐之都”的大胆构想与研讨，却可以让我们音乐界得以深刻的启迪：建“音乐之都”是否只能有交响音乐与歌剧音乐的存在？广东音乐是广东本土的民族音乐，作为岭南音乐在建设“音乐之都”中属何地位？担当何种角色？不管如何，广东音乐以及岭南音乐所属的其他乐种在新世纪的振兴与发展，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今天，我们纪念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诞辰105周年，进行广东音乐发展战略的研讨，将使广东音乐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广东音乐发展的前景会更加光明和灿烂的。

参 考 文 献

《民族民间音乐》音讯：司徒幼文谈20年代广东音乐在上海，1987年第1期。
《“月夜”、“良宵”说明》，刘天华撰文，《音乐周报》1997年3月14日。
《粤乐音韵创新声——怀念父亲刘天一》，刘仲文撰文，《人民音乐》1991年第6期。
《出墙的红杏——记高胡演奏家崔金书》，舟观撰文，《音乐周报》1989年第7期。
《中国广东音乐高胡名曲荟萃——余其伟编注演示版》，黎田撰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给黑夜“平湖秋月”，给白天“步步高”》，张丹萍文，《南方都市报》“广州人文”之音乐篇，2003年7月18日。
《几句衷心话》吕文成1964年发表文章，《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18日。
《粤韵论丛》，卢庆文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粤乐艺境》，余其伟著，花城出版社，2003年8月修订版。
《建设文化大省要珍视传统资源》，李明华文，《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26日“时事评论版”。
《广州需要文化名人》，王晓玲，《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26日“广州新闻时政版”。
《勤奋努力百折不挠——座谈余章平的独唱会》，李凌撰文，《音乐周报》1997年4月4日第13期。
《岭南文化超级品牌亟待开发》，黄树森文，《广州日报》2003年4月7日“星期一论坛”。
《促进广东文化繁荣兴旺》，黄华华，《羊城晚报》2003年9月25日一版。
《像做贝多芬音乐一样做民乐》——王晓京访谈录，《广州日报》2003年9月22日。
《老歌唱家担忧民族音乐青黄不接》，谈晓黎文，《羊城晚报》2003年10月4日。

（作者：为广东电视台高级音乐编辑。2003年10月于广州)

来源：省音乐家协会　　作者：刘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