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交响乐团、珠影乐团前任副团长、深圳交响乐团顾问、作曲家、指挥家杨桦先生，1999年10月23日离开了他终身挚爱的交响乐事业，至今已有五年的时间了，不少杨桦先生的同事、挚友在今天“建设文化大省”、大兴高雅艺术的热潮中，纷纷怀念曾为我国交响音乐事业作出无私奉献的杨桦先生。为此，笔者在杨桦先生工作过的华南歌舞团同事，今年已八十三岁高龄的作曲家蔡余文先生的指导、陪同下，拜访了杨桦先生自1942年在福建音专就已结识，以后又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夫人、原星海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教师陈华珍副教授。）

　　踏入翠绿如茵、风景怡人的广州流花湖畔的湖边新村宿舍区，年已八旬、身体健朗、面目清秀的陈华珍老师慈祥地将蔡余文老师和笔者迎进了室内。在简朴、雅致的客厅，双目神采、甚为儒雅的杨桦先生的大幅照片笑迎客人，仿佛他就置身于我们对面的沙发上；书橱上摆满了各种音乐书籍和乐谱；音响旁整齐地摞放着CD和唱片，呈显出主人知识的渊博和充满艺术的格调，整个客厅弥漫着书香、温馨的氛围。陈老师侃侃而谈，时而细语，时而动情，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之中……。

　　一、深厚的西洋音乐功底

　　杨桦先生，1921年9月4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省南海市。少年时受抗战影响，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在艺术宣传队进行演出活动，初露其音乐才华。1942年报考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当时学校聘请了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和理论作曲四位外国专家教授，他考上了小提琴专业，师从于保加利亚专家尼哥罗夫教授，理论作曲课程则由我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缪天瑞先生担任。

　　在福建音专求学期间，杨桦先生努力刻苦，勤奋好学，为专业小提琴和理论作曲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成立了管弦乐队，由于音专没有设立指挥专业，杨桦先生便担当起乐队的指挥，经常参加排练与演出，在实践中苦干、巧干，逐渐总结出一套乐队组织的规律与指挥技巧，为以后的专业指挥工作定下了美好的蓝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46年毕业时杨桦先生留校任助教。从此，一颗天才的音乐之星在中国乐坛冉冉升起，即将闪烁出夺目的光彩。

　　二、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

　　我国的交响乐事业起步是较晚的，在西方发展了180余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西洋的音乐及其乐器的传入，我国才出现了西洋管弦乐队的雏型，即由作曲家肖友梅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17人乐队。我国第一个较为完整的西洋管弦乐队，是在作曲家黄自的提仪和倡导下，建于1936年的上海管弦乐团（祖振声——《中国音乐指挥家生涯》前言）。

　　1950年，组织上任命杨桦先生为广州市文工团副团长，并组建管弦乐队（现在不少音乐界老同志如金友中、金洪中、彭家榥、郑祖绵、黄尚志等均是当时管弦乐队的成员）。1953年华南歌舞团成立，杨桦先生任乐队队长兼指挥。1955年，北京中央乐团举办了全国指挥培训班，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指挥家戈斯林授课。杨桦先生在指挥培训班进修两年，结业后，杨桦先生在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和中央广播乐团交响乐队担任客席指挥。

　　1957年广州乐团交响乐队成立，成为华南地区第一支正规的交响乐队。乐队的筹建过程，浸透了杨桦先生的心血与汗水。我国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说过：“我们的这个事业都还很幼稚，就我自己而言，又不知有多少遗憾和不满足之处。但是，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使这个事业发展起来。”杨桦先生的艺术实践，正是体现了李德伦先生的思想精神。

　　建队之初的工作是繁重而又艰巨的，去市内的南方戏院演出，乐器是用板车拉到剧场的；下乡演出，乐队演奏西洋的乐曲群众听不懂，较难接受；社会上还存在着“中”、“西”之争等认识上的问题。

　　杨桦先生从小就喜爱民歌和广东音乐，从他开始学习音乐起，就对中国民族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情有独钟。针对建队之初的现状，他以理性的、冷静的思维去分析、去判断。他首先想到的是交响音乐如何为大众服务、如何为大众所接受，我国有几亿人民，应该为人民而发展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他认为：我们确实需要用科学的理论去判别和认识一些有关民族化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问题。……判别艺术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只能从艺术实践和社会影响来予以检验。我们丰富而精美的民族音乐传统，在群众中有这样深远广泛的影响和作用，本身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杨桦先生还认识到另外一种现象，是对群众的美学观点和欣赏习惯的规律性认识不足的问题。有些人不但没有充分认识这是悠久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群众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所形成的客观规律，甚至认为可以凭艺术家的主观想法去任意改变，于是往往漠视民族音乐传统的艺术经验与技巧，以至对之采取粗暴的态度。其实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能沿着规律去发展、自觉地去尊重它，深刻地去认识它，学习它，驾驭它，掌握它，从而使自己的艺术创造得以充分的自由飞翔，真正给它以新的发展和变革。

　　基于明确的变革理念，杨桦先生意识到本土的交响乐必须要演奏群众所熟悉的乐曲，要创作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于是他首先从改编广东音乐起步，自己带头改编了如《赛龙夺锦》、《旱天雷》、《水仙花》、《娱乐升平》等多首广东音乐乐曲，他还发动有能力的人来参与这场变革，后来郑祖绵等人也改编了广东音乐《柳浪闻莺》、潮州音乐《画眉跳架》等乐曲，群策群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用西洋乐队形式来演奏群众熟悉的、改编后的民族传统乐曲，观众自然是会由衷的喜爱的。紧接着在改编民族音乐的基础上，杨桦先生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创作了管弦乐组曲《南海之滨》、小提琴与管弦乐《凯旋》、交响诗《向秀丽》等极富民间音调的音乐新作品，乐队除了正常演奏、介绍外国优秀作品外，更以充满民族音乐气派的中国管弦乐作品献给大众，使乐队声誉大增，到哪里演出，都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

　　1960年，广州乐团在华东等地进行七省、市的巡回演出，节目几乎全部是本团创作的富有广东地方音乐特色的曲目，深受各地观众的赞赏。时任上海文化局局长的孟波评价说：“广州乐团这次的演出是我们搞民族化的好榜样。”

　　杨桦先生身体力行地奋斗在中国交响乐事业中，他不但在本团实行交响乐民族化的改革，还利用指挥各地乐队、音乐会的契机，演奏、推介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交响乐作品。1981年，杨桦先生受中央文化部的邀请，在北京全国第一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会上担任评委。1982年赴香港指挥香港泛亚交响乐团举行中国获奖优秀交响乐作品音乐会，成功地演奏了李忠勇的《云岭写生》，张千一的《北方森林》，宗江、何东的《鹿回头传奇》等作品，获得了中外记者与香港同胞的高度赞扬。

　　三、一生奉献给音乐事业

　　好钢总是坚韧、耐磨的，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的杨桦先生，不管到什么部门，总能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文革后，组织上将杨桦先生调到了珠影乐团，又让他组建管弦乐队。他很快适应了电影制作的规律，一头扎进创作中，以奔放的热情，更成熟的作曲技巧，创作了《蓝天防线》、《慧眼丹心》、《三家巷》等电影的音乐，还指挥乐团为《大浪淘沙》、《逆风千里》等多部电影演奏配乐，为中国电影音乐事业献出了他的一片诚心。

　　五十年代初期，杨桦先生曾两次赴朝鲜为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献上他们喜爱的交响乐作品，同时以国际主义的激情，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谱下了难忘的音符。

　　由于杨先生的性格随和，与音乐界人士相处融洽，多年来，他曾指挥乐队与我国著名音乐家刘诗昆、盛中国、司徒华城、俞丽娜、鲍蕙荞、施鸿鄂、吴雁泽、叶佩英、迪里拜尔等愉快地合作过。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多次与前苏联指挥家、人民钢琴演奏家以及我国的李德伦大师等同台演出过。

　　杨桦先生的创作是多方位的，有歌剧、舞剧、交响乐、电影音乐等等。他创作的广东音乐《绿水长流》，深得著名高胡演奏家甘尚时教授的称赞与喜爱，称这是解放后难得的一首广东音乐好作品。

　　1981年3月，杨桦先生与李焕之、丁善德、杜鸣心等12位中国音乐家，首次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亚洲作曲家大会及音乐节。

　　　杨桦先生的一生，先后指挥过抗战时期的救亡歌咏队、福建音专的管弦乐队、香港的电影乐队、广州市文工团管弦乐队、广州乐团交响乐队、珠影乐团、深圳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中国广播乐团交响乐队等音乐团体。经常推荐、演奏贺绿汀、李焕之、瞿维等老一辈作曲家的作品。他的指挥风格热情奔放，富有感染力，十分重视队员的个人技巧和集体谐调。

　　党和人民对杨桦先生毕生忠于交响乐事业的贡献，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担任过广东省文联委员，省、市音协副主席，第三届省人大代表，第四、五届省政协委员等荣誉职务。

　　1999年7月，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祖振声主编的《中国音乐指挥家生涯》一书，广东作者曾昭仁、陈洁明撰写了《梦想与现实》文章，详尽介绍了杨桦先生的艺术生涯，杨桦先生成为中国36位指挥家之一，其艺术功绩已永久载入了中国音乐史册。

　　（陈华珍老师刚在降下惟幕的全国第五届青少年大提琴比赛中担任特邀嘉宾，还未休息好就接受笔者的采访，她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佩服。在谈到几十年和杨桦先生亲密相伴的日子时，她却轻轻地带过一笔：他写他的东西，我搞我的教学，事业上互相支持，家庭和谐融洽。陈老师的教学可不简单，桃李满天下，她培养出的学生, 例如：董刚锐在总政歌剧团乐队曾任大提琴首席，戈武已是我国的大提琴演奏家之一，张鲁青也已成为星海音乐学院有关部门的骨干。不管她的学生在何地何部门，只要都记得起她这个老师，她就感到无限的欣慰了。目前陈华珍老师正在整理杨桦先生的作品、照片等资料，她说杨桦先生一生清贫，不善于交际，所以以前他的作品很少发表。笔者期盼有关部门关心、支持陈华珍老师的整理工作，让杨桦先生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得以早日出版，让世人永远记住这位我国交响音乐史上的有功之臣。）

　　来源：省音乐家协会　　作者：刘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