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仲夏访名宿

　　——访黄锦培教授

　　王：黄老，在音乐界，大家一提到您，都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对我来说，您一直是个迷。在您回国探亲之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黄：不用客气。

　　王：您是我国音乐界的一代名宿，您的音乐生涯早在战争年代就开始了，那时，您的大名已为国人所知。请先介绍一下您的有关经历。

　　黄：我1919年出身于一个华侨家庭，祖籍是广东 惠阳人，从小在新加坡长大。13岁回国。15岁在惠阳初中毕业后离家。16岁那年，由于我在音乐上有一定特长，吹拉谈唱都可以来一点，因而被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看中，参加了该台刚刚成立的国乐组。当时国乐组只有8个人。在这8个人中，有的是唱京剧的；有的是弹古琴的，还有的是演奏其它乐器的。我主要演奏二胡、扬琴等。每个星期要在电台演奏20分钟，演奏的内容都是民族音乐。我演奏的不少是广东音乐的曲目。当时不象现在有录音设备，而是当场演奏。那个年代，不提倡民族音乐，搞民族音乐的人一般都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记得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音专，师资力量基本上是从国外回来的。如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回来的。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打仗，电台由南京迁至重庆。1937至38年，为了抗战，我又加入了抗战的国民党部队，当过付连长、少尉。还到你们湖北孝感征过兵。在部队病休了一段时间后又到重庆中央电台。到重庆后，国乐组不久发展成一个乐队。成员由8人发展到30余人。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我不仅要演奏，还学习作曲。学习作曲是受到音乐组组长陈济略的影响。他说我记忆力好，悟性好，反映灵活，学作曲会有大的出息。由于没有受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专门训练，故而不能及时上手。我虚心请教从比利时回国的作曲家吴伯超先生。他先在上海音专教书，后进电台。他教的方式主要给教材我学，我做完了作业让他改。我也经常到图书馆看英文方面的乐谱，还看王光祈、张宏道、郭宏宾翻译的两本和声学方面的书。经常是买一个大烧饼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非常勤奋。那个乐队有具体的分工。其中我除了演奏外还负责作曲，参加乐队的还有一批著名的音乐家。有的搞和声、有的搞配器。当时上海已经有和声的小合奏，但没有固定的组织。38年重庆我们那个乐队有组织，创作的曲子马上可以合奏，每周集中两次。在重庆我待了9年，第一位夫人也是在那儿认识并结婚的。

　　王：听说您为纪念抗日英雄张自中，创作的《碧血英魂》影响很大。

　　黄：张自中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部下，他为抗日捐躯。报纸上宣传其事迹感人至深，当时部队为了以张自中的事迹鼓励抗日士气，宣传抗日，搞了个征文比赛，其中也包括音乐。我受其事迹的感染，故创作了这部管弦作品。有幸中奖并得以用管弦队演奏播出，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记得还奖给了我800元大洋。为此，冯玉祥将军为了表达感激和鼓励之情，还专门请我吃饭。

　　王：在重庆期间，您一直在电台工作吗？

　　黄：作品得奖以后不久，在重庆的国立音乐学院请我去当教授，并且教务主任三顾茅庐来请我，因有多种原因被我谢绝。后来国立歌剧学校的校长王泊生请我去工作，搞了半年就离开了。

　　王：抗日战争以后您是否还继续留在电台那个乐队？

　　黄：没有。抗战胜利以后，乐队撤到南京，我没有跟去。而是中经武汉、广州再到香港。到香港后参加了革命，那时我为电影写了和配了一些进步曲子。所以我在73岁时退休时办的是离休。1950年自香港返回广州参加土改，本来当时我是想到北京去发展的，因北京当时乱糟糟的没法安置，因而放弃了。

　　王：您真正开始关注广东音乐始自何时？

　　黄：我5、6岁就会粤剧，是我哥哥教的。13岁那年，我在惠阳读中学，驻广东国民党13军军长的母亲过生日，部队请我去广州参加粤剧团演出，我的任务是打锣鼓。在晚上打了一次，给了我15元钱。我虽然与广东音乐有缘，但并没有想到后来要专门搞它。真正从事广东音乐的演奏、创作、研究和教学是解放以后。因为战争年代民乐不可能受到重视。那时民乐发展也十分幼稚，只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北方小调等稍有些影响。解放后，党和政府比较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不仅成立了专门的音乐院校、民族乐团，还有研究机构。进行了有组织的研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就可以专门搞广东音乐。我先是到广州华南歌舞团。当时欧阳当校长。不久作了一些研究。那时真正开始比较系统研究的是广东音乐家丘鹤俦。他出了一本书叫《必读》，该书第一次开始把广东音乐用笔记录下来进行研究。后来广州市成立了广东音乐研究组，我负责，主要搜集广东音乐的原始素材，在搜集的基础上加一点理论分析。我们共搜集了近200首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1957年还组织了100人合奏这些曲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影响很大。

　　王：解放后，您应邀参加了一些大型的演出活动。其中，一次到前苏联参加演出；一次到北京参加曲艺汇演。请您谈谈这两次演出的情况。

　　黄：参加前苏联的演出是在1953年，当时组织了52人的演出队伍，这些人都是在全国挑选的。胡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队，想不到他后来当了中央总书记。我是以双重身份参加的，一是作为演员，二是作为翻译。因为在演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在访问苏联的演出活动中，我负责给胡耀邦当翻译。

　　王：顺便插一句，您的俄语是什么时候学的？

　　黄：那时在重庆，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非常向往延安，向往前苏联，我也是一样。因为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苏联也支持我们抗日。为了能到抗日的前线，我专心学了两年俄语。后来由于要照顾在抗战前线中负伤的伤病员，故而未能如愿。

　　王：1958年您参加北京全国曲艺汇演的情况怎样？

　　黄：那次演出是四人组合，主要演奏广东音乐。我负责打扬琴。由于演出很成功，受到全国许多地方的邀请，巡回演出很多场。

　　王：我十分敬服您的记忆力，听说您演奏时，不用看谱，可以得心应手地弹奏数百首曲子。

　　黄：是的。仅广东音乐的200多首经典曲子我都可以背下来。琵琶演奏的十三大套曲我也能完完整整地背下来。这次我回加拿大还要教别人。对此，连展。爱伦教授也感到惊讶。在加拿大时，有一次，展。爱伦教授说有人想学中国的一种叫《吹腔》的传统乐曲。我说我教。吹腔还是我60多年前吹奏过的曲子，现在重新吹起来，原汁原味一点也没有变，所以令展教授惊讶。

　　王：不论是您的演奏、研究还是创作，都是以广东音乐为主。从研究的角度，您认为广东音乐源于何处？其特点是什么？

　　黄：广东音乐来源很广，吸收了很多地区民族民间音乐的精华，江南、南京、北方有一点，外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民族音乐对它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吕文成创制的高胡音乐主要在上海。汉乐从西北、中原来，潮乐也可能从那里来。语言不同产生不同的音乐。广东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很有个性。无论创作还是演奏，每个人的风格、个性都不同。如我写刘天一的创作手法就学不到。从发展的角度，广东音乐相对岭南其它乐种而言发展要快一些。

　　王：广东音乐为什么发展要快一些？

　　黄：一是好听。二是好玩。因为好听，所以听众喜欢；因为好玩，演奏者喜欢。听的人多了，玩的人多了，发展就自然快些。我在国外发现，不管是华人还是外国人，喜欢欣赏广东音乐的人很多。在加拿大，当地人尤其喜欢广东高胡音乐。而其它国家如印度的民族音乐就吃不开。国内其它乐种在国外影响也不大。如潮州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乐种，发展也很兴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能象广东音乐那样传得开。其它民族音乐也一样。喜欢某种音乐不是主观的，不喜欢就吃不开。

　　王：孙中山先生把广东音乐看作国乐，您对此持何看法？

　　黄：也有不少人这么看，但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我也不完全认可它是国乐。一般说来，国乐首先应该是宫廷音乐。至少皇帝一年一次能够欣赏的。这一点广东音乐就不具备。不能把人们喜欢的就叫做国乐。

　　王：正如您刚才所说，广东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善于吸纳其它民族音乐的长处。但现在有人在用或想用西方的音乐技术来改造广东音乐，您持何看法？

　　黄：改造必须要有前提，你不能把椅子改造为桌子。你也不能把广东音乐改造成江南丝竹、或把广东音乐改造成汉乐。要是那样就没有什么意思。我认识的音乐家，还没有人想要改造广东音乐。即便是改造，也是根据广东音乐的素材来改造。用其它的东西来改造，肯定不好听，也肯定没有人去演奏它。

　　王：现在美国的流行音乐对民族音乐的冲击很大，并且在音乐市场占的市场份额大约四分之三。广东音乐也面临着这一冲击的危险。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的？

　　黄：流行音乐的特点是简单明快、、娱乐性强、节奏旋律一听就懂。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是美国，后来传遍世界各国。但并不是说每一首流行音乐都可以流行，大部分流行音乐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所喜欢的音乐，都有对自己音乐的一份情结。这份情结是不会轻意放弃的。美国的流行音乐一般都要加入舞蹈，没有舞蹈就不成音乐。要加入舞蹈，就要有舞蹈场，所以，在很多国家都有舞蹈场。中国的流行音乐也有舞蹈场。中国把有舞蹈场的音乐叫舞场音乐。在中国几个大城市都有舞蹈场。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都有。为什么中国的舞场音乐比较发达呢？还是要从市场本身找原因。因为舞场音乐有活路、有市场。正是这个原因，我也搞过舞场音乐。

　　王：您不仅对广东音乐的传统曲目烂熟如心，既有演奏也有研究。并且您特有创作灵感，不仅创作数量多，速度快，而且有不少属于传世之作。不说在广东，就是在全国，象您这样的作曲家也难见几稀。请您谈一下个人创作情况。

　　黄：您过奖了。广东音乐作曲家屈指数来大概有50多个。但最值得推崇的是吕文成。他一辈子的创作和改编有1000余部作品。其中留下的200多部创作作品大都成了经典。至于我本人，尽管也创作和改编了1000余部作品，但其影响不能与他比肩。刚才说过，战争年代我就开始搞创作，那时围绕战争和其它题材创作较多，很少直接涉及到广东音乐。解放后，由于条件变了，有可能专门从事广东音乐的创作。我创作的经历很长。十几岁就写曲子，先是为国民党中央电台写，继而为香港和大陆电影作曲和配乐，解放后基本上就是以广东音乐创作为主。创作持续到“文革”初期。“文革”中、后期就基本上没有创作，主要怕犯错误、扣帽子。所以，我当时表现得很消极。觉得搞广东音乐没什么意思。

　　王：您创作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黄：是快，不用抄谱，即写即奏。

　　王：您搞粤剧创作是什么时候，您认为粤剧和粤乐的关系如何？

黄：195 年广州音专合并到武汉音乐学院，当时我没有去，就要求留在广州粤剧团搞创作，粤剧《搜书院》就是那个时候创作的。粤剧离不开粤乐，没有粤乐就没有粤剧，即所谓无乐不成戏。粤乐在同粤剧结合时，对粤剧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粤乐从粤剧中如果独立出来也很厉害。脱开戏剧，粤乐可自娱自乐。粤剧、京剧可唱可奏；昆剧可唱不奏。粤剧也叫梆子二黄，正如京剧叫皮黄一样。

　　王：在您的创作作品中，哪些作品您最满意？

　　黄：相对而言，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碧血英魂》等作品外，那就是《月圆曲》、《天马雀墩》、《万车游行》以及改编的《得胜令》等作品。其中《万车游行》和另外一首粤曲于1958年被选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曲艺汇演。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还为《七十二家房客》、《齐王求将》、《搜书院》等6、7部电影和粤剧写过主题曲，这些曲子传播很广，影响也较大。

　　王：创作音乐时，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曲名很重要。一个音乐写出来，一是看有没有曲名，二是曲名起得好不好。广东音乐的每一首都有意义。如《汉宫秋月》《平湖秋月》《步步高》《小桃红》《得胜令》《双声恨》等曲子，一看曲名就知道。因为曲名普遍有意义，人们就是喜欢听。有的曲名起得不好，人们就不喜欢听。有的曲名别人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中国的作曲家，很多人看不起民族音乐，写了很多交响曲，但就是传不开。人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会写只是形式，最重要的是写出来的东西要有人喜欢。

　　王：您后来由演出团体转向音乐学院，这种转变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我于1958年由华南歌舞剧团调到广州音专即星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这种转变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要以演奏和创作为主转向以教学为主。当时广州音专刚刚成立不久，需要人才，特别是民乐方面的。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这个人从来不刻意作什么或不作什么，一切随机随缘。

　　王：调到音乐学院以后，在您和易剑泉等专家的努力下，使民乐系得以创建和发展。当时的民乐系的情况如何？在全国音乐院校影响怎样？

　　黄：我调到学院以后，当时引进了一批著名的广东音乐家。如易剑泉、罗九香、陈德倨、黄龙练、商华亭、李德鑫、甘尚时、苏文贤、汪荣（琵琶）、林石城、杨新伦（古琴）、饶从举等。大部分是是正式调进来的，还有是特聘的。当时，易剑泉当主任，我当副主任。易剑泉去世后我当主任。那时，民乐系由于师资力量雄厚，经常参加国内外的一些音乐艺术交流活动，影响比较大。

　　王：在音乐领域，您可称得上是一个通才。听说您教的课很多，并且每门课程都不落。只要有需要，您就可以信手拈来。

　　黄：我的音乐爱好的确很广泛，学的多、快、杂，但不是特别专。从教学上，不同的音乐课程，我教的不少。我教过扬琴、二胡、琵琶、古筝、贝丝、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另外，我由于有创作的理论和长期的实践，还给作曲系学生上作曲课。

　　王：您教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黄：一是不照本宣科，自己现编教材，即便是别人的教材，也不是不加选择；二是把最精彩的内容教给学生，更多地是让学生自己学、自己悟。

　　王：您教过许多学生，为中国民族音乐特别是广东音乐人才的培养功不可没。我记得一句古话：名师出高徒。我相信您培养出来的高徒一定不少。

　　黄：教的学生到底有多少，我记不清了。由我直接教过的学生中的确不少有出息的，如陈昭华、陈茂坚、黄日见、罗德载、陆占豪等我都教过。其中，陈茂坚在我手上学了5年。

　　王：您退休后客居加拿大多年，当初您为什么要出去？是如何出去的？

　　黄：这要从我认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展.爱伦先生开始。展教授是一个学力功底深厚的民族音乐理论家，他对中国民族音乐颇有研究，多次来中国考察采风。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由于他对岭南音乐的关注，使我们俩得以相识。最初认识是1984年他第一次来广州考察期间。当时他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来到星海音乐学院访问我时带了一个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那个翻译人员对某些音乐的专用名词译的不准，我加以纠正了。这一下引起了展。爱伦的兴趣。其后我们直接用英语对话。我的英文的底子还是在新加坡上英文学校时打下的。由于我的英语好，加上我长期搞广东音乐，受展。爱伦教授的邀请，于1986至1987年在加拿大讲学一年多。主要讲的是广东音乐。1990年接着又去。那次去的目的主要不是讲学，而是受另外一个文化单位的邀请去筹备“粤剧在加拿大100周年”的大型展览活动。我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资料，写文章。前后也是一年的时间。1992年再去的时候，就定居下来了。因为我的第一位太太早以去世。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太太，比较年轻，我娶她时，她才27岁。和她结婚后连续生了两个女孩。这在国内是不容许的。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不得不留在那里。

　　王：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加拿大的生活情况。

　　黄：定居以后，按照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十年之内是没有养老金的，但你如果没有钱时可以领救济金。十年后我才领到养老金。每个月可领到1000多元加币。为了养家，使生活过得宽裕一点，我和太太不得不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教私人学生。私人学生是流动的，有学生时就教，没有就欣赏音乐或休息。教学生是按劳取酬。

　　王：您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晚年离开家门，远走他乡异国，有没有一种悲愁或不适之感？

　　黄：我从小就属于“流动人口”，13岁以前在南洋，13岁后回国也一直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只是到解放后才过了一段稳定的日子。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向来达观，无所谓悲愁。我今年已上86岁高年了，但一直身体不错，也没有什么大病。我曾摔跤6次，还有一次车祸，汽车从我身上滚过，还好，没要我的命，挺一挺都过来了。从去年开始，显然感到自己老了，走路困难一些，也拄上了拐杖。

　　王：我记得美国有一个散文作家说过，青春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种心理状态，。从您的心理状态看，给人的印象仍有一种青春感。您是人如其乐、乐如其人，是不是由于音乐给了您这种心态呢？

　　黄：我这个人一辈子玩音乐，音乐赋予我很多东西，包括生命。在我看来，音乐是一门使人年轻的艺术。我搞音乐，并不执着于它，只是感到好玩，能激发我的兴趣，激发对生活的热情。现在，我经济上也不用发愁，在国内国外两边都有钱拿。我一两年至少要回国一次，现在走到哪儿算哪儿，如果在国外身体不好，不能动了，就死在国外；如果回到国内，身体不好，就死在国内。今年年底，如果身体好，我会再回来。

　　王：期待您下次回来。谢谢。

　　来源：省音乐家协会　　作者：王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