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与音乐的民族精神研讨会论文２

　　星海是伟大抗日战争时代的伟大革命爱国主义的人民音乐家，同时，星海也是五四时代以来新文化——新音乐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星海的音乐创作是革命文艺的音乐高峰，是中国音乐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星海的一生是实践着中国传统道德准则的一生，他承继着中国劳动人民艰苦朴素、不畏艰辛，勤俭奋斗的美德。他虽处于西方音乐文化东传于华夏大地的启蒙时代，但是他的血液里、骨髓里却流动着民族文化、道德、与民族音调的精粹。星海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西方音乐文化体系进行着民族化的大胆尝试，他有所成功、有所失败，但无论其成功与失败，都是西方音乐传入后民族化发展道路上可贵的经验与教训。

　　星海所处的文化发展史中的阶段，就是这样一个中西音乐文化融合时代的创始阶段，既可以让他在其间发挥自己的才干、天赋和学习心得，但他是又只能在客观上处于那时的文化格局中，当其时中西文化在交汇、冲突、融合、成熟的程度上和覆盖的范围上都是由不得他个人左右的那个时代阶段。在文化发展史上时常都可以发现有继承、交叉、斗争、混成、新生等等现象，个人可以在其中发挥所长，但也有力不从心的际遇。一句话：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总之：时代发展一定会有所起伏，即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各有所盛衰，但他们之间并不总是步调一致的。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曾认为的那样：唐代虽是盛世，但在文化上并不处于民族文化的成熟阶段，而相反，国力衰弱的宋朝，特别是南宋，却是处于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成熟的高峰期。从中国音乐史角度来考察一下南宋时代，可说是更加明显地如此。我们现代所继承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如曲艺、戏曲、器乐以及民歌小调等，都是属于大部份肇始于南宋时期的俗文化体系的种种文艺形态，更不用说后来文学上的章回体小说了。

　　自明代起，西学东渐了，从利玛窦将西方科技文化产品与乐器及其音乐等等带来中国后，逐步形成了中西文化沟通的局面，后来逐步发展到了五四时代，中国在西方文化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刺激、影响与混成下，有了新文化与新音乐运动的诞生、兴起而使中国音乐文化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虽然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成熟到立于不败之地，但当其时，也会被新鲜的强力的西方文化冲击着晕头转向；不过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全世界人类文化总体中的一个巨大的方面体系，是绝不可能被西方文化所取代的，更谈不上会被其销熔的。

　　西方的科技文化，物质文明，文化艺术、哲学逻辑等等挟着它们光彩夺目的世纪成果，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的方便，富裕、新颖的生活真实感与生活中日新月异的实用的机械和器皿，给中国古老的形而上文化体系送来惊天动地的震撼，于是，在音乐界就有人（青主）提出了向“西方音乐乞灵”的口号，从当时的文化转轨方式、途径，和在从事音乐创作与表演中必不可少的技艺借鉴、吸取、以及走所谓“民族化道路”的意识来说，这话也确有其诚恳的一面，不必予以厚非。因为那个时代主要的发展趋势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先放一放下来，暂且搁置在一边，而把人家的传统和优势先接过来试一试，学一学，用一用，看一看，如果行不通，当然就要再回到自己的老路子上来，但其后，这就也必不可少地带进来了新意。中国文化因此而受了新的激发，吸取了新的营养，甚至也渗入了新的文化基因。或许西方人也会从我们向他们的学习过程中受到我们文化成果的启示，实际上这是一种互动的沟通：不管从哪一方架构起来的桥梁，双方都可以走来走去。

　　中国新音乐兴起的过程中有着多种方式形态、也出现了多种人材、并产生过多种渠道。如：我们先后有了学堂歌曲，有了合唱曲，又有军歌，再有群众歌曲，且有流行歌曲，并有钢琴和小提琴作品，然后还有交响曲，有室内乐，更有新歌剧等等。我们客观地考察一下历史进程的全面情况，在中西交融后的音乐形态和技巧上当时最完善的最成熟的，当然首先要数以聂耳、星海为代表的革命群众歌曲，再就要算广东音乐，以及某些流行歌曲，它们最受广大群众承认与喜爱的了。它们确实地曾将中西文化打成了一片。当然有个以谁为主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的中国的钢琴音乐，在五四时代起步后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也可以说得上能使世界专业人士刮目相看的了。

　　说起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会从内心深处发出赞叹之声，虽然它的旋律进行的格式或节奏型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并且从中可以明显地可以看出它受到了《马赛曲》的影响；但其中部有一段五声音阶的民族音调，使人可以触摸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和脉冲。这首歌是中西文化融合得很成熟的典范。所以艺术作品不在大小、技巧不在难易，而在于成熟完美的程度。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固然是爱国激情声乐大曲的顶峰之作，它也是很成熟很完全地运用了中西文化的技巧来体现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和对苦难的斗争与战胜。这不能不承认他在法国学习作曲时现代派风格对他的启示。

　　我们再看看贺绿汀的钢琴小品《牧童短笛》，这真是一首天才之作。确实它算不上艰深、华美，虽然他是处在技巧上当时所受到的西方作曲训练并不算多也不算早的年华里，但他一旦受到西方复调音乐教育启迪就将中国传统的竹笛音调放到钢琴琴键上去，让复调主调并用地从他心中整体化地流淌出来了此曲。当时的中国沿海城市，特别是在上海，钢琴教育比其他西方乐器较为普及，甚至我们还可以回顾到利玛窦极早地把古钢琴带到了中国来，所以钢琴音乐在中国基础较其他外来乐器的音乐为好。建国以来老年青年的钢琴家们创作了大量钢琴作品，同时更有多位杰出的青年中国钢琴家在国际舞台上大露头角。当然钢琴大型乐曲现在也只有《黄河》，这也算是星海的后续战绩了。我们再回顾过去的历史，也要承认旧中国的上海滩产生过不少优美的音调很具备民族特色的流行歌曲，它们被打倒过但又复苏了。虽然他们谈不上尽善尽美，但必须承认它们实际具有的魅力。

　　那么，我们该说说广东音乐了，什么是《广东音乐》？建国以来有很多说法，也有很大争论。有说：广东音乐是民间音乐？广东音乐是粤剧的过场音乐？广东音乐是民族的轻音乐？广东音乐是可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政治题材的音乐？但有没有人敢说广东音乐是流行音乐？是成熟的经过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而以民族传统音调、结构为主体的地方音乐又演变为流行音乐？！它的诞生与成长过程受到了世界流行音乐、爵士音乐的刺激、影响，其二者发生、发展的年代几乎是同时的，它是从地方音乐流行向全国的流行音乐。这种流行音乐，流行在珠江三角洲，流行到大上海，流行到香港，流行于京津、全国，也流行到了延安。

　　广东音乐是由专业化、职业化的演奏家、兼作曲家们创造、推演、和繁荣起来的流行音乐；是由百代公司、高亭公司等制作发行起来的流行音乐，是配合无声电影成长起来的流行音乐，这不是事实吗？流行音乐这个词语翻译得甚是生动，它原意是大众音乐，但在实践中它是流行了的，这能说它是民间音乐吗？1981年当我们广东民间音乐研究室举行第一届广东音乐学术研讨会时，我写了一篇《论广东音乐的结构法则》为题的文章，最后有四句话来表达我对广东音乐的认识，它们是：（广东音乐）“承中原而粤化，感西风而创新，非艰深而精巧，以自娱而娱人”。当时我也不敢说它是民族化的流行音乐。但在第一届羊城音乐花会期间已经有人说过“广东音乐是民族轻音乐”，“广东音乐是点心不是正餐”了。真勇敢！当然，那时没有人感说它是流行音乐。我们心中都有喜欢广东音乐、爱护广东音乐的愿望，说它是民间音乐的人其实也是出于保护它的目的，于是就使用了“民间音乐”的这块金字招牌。应该承认广东音乐是中西文化融合得很好的，但其中中国传统音调、乐律、奏法、与乐曲结构的根子扎得很深，中西文化融合得很协调。广东音乐并不艰深而非常精巧，简易，从而可以让大众来演奏。但广东音乐时时在变，时时在跑，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它都可以去。现在它们又跟着交响乐团变，跟着交响乐团跑，与原来的广东音乐的乐律、旋律，已经不一样了。广东音乐兴起了，成熟了，慢慢地变样了，也就衰落在即了。

　　前文我们谈到了政治、经济、军事的时代性与文化的时代性并不是完全同步前进的，也谈及了时代性中有其各事物各方面的先进性与成熟性和局限性的不同，在这些不同中有着部份与整体上的差别。例如政治上的时代性，清末广东出现过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先进而伟大的人物，康、梁开始处于先进地位，后来就出现了他们的保皇的局限性；孙中山先生非常伟大也很成熟，后来出现了他在军事上的局限性。那么，在音乐上广东出现过萧友梅、冼星海、马思聪等杰出的人物，在“广东音乐”中又产生过严老烈、何柳堂、吕文成等天才的音乐家。他们是先进的，但并不都是成熟的，在不同的方面有着不同的成就。冼星海的革命歌曲、合唱歌曲是成熟的，而交响乐作品则不够或不算成熟，但他具有很超前的革新与创意，可惜整个社会音乐文化尚未处于成熟的发育阶段，因此他也不可能超前地成熟，于是心有余力不足，所以他只能不得不受到音乐文化发展程度上阶段性的局限了。他的交响乐作品经过当今的诸多作曲家加工出版，但不一定都能体现他本人最初的创意。

　　应该说：广东音乐或曰广东粤乐中严、何、吕三位都是先进而成熟的音乐家，他们就处在他们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在他们所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在他们的演奏与作曲的技巧上，都显露了他们的天赋与熟练，在他们所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中在他们所属的风格、档次、规模、品位上与音乐的社会功能上他们都算得上是是成熟的，先进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们的学术与艺术成就，但更应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传统音乐文化各个要素与文化关联而为今后的音乐文化发展高潮准备好条件，孕育好人材。

　　来源：省音协　　作者：费师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