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研究要成为一门反思性的问题学科，必须走向元思考，即寻根思考。总根在哲学。当代音乐学的研究须臾不可离开哲学的问题域。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为我国音乐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元思考维度。

　　一、从“是什么”到“如何是”

　　现代西方哲学一个最重要的转向是对“存在”或“是”问题追问的转向，即由对“是什么”的追问向“如何是”的追问转向。西方传统哲学由于本体与方法的矛盾，所寻的根是“什么”，即“是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其所是”，而不是“是本身”即“是态”。在音乐学上的表现就是音乐“是什么”，而不是音乐的“如何是”。现代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寻的根是既要“返本”即回到古希腊巴门里德提出的“存在”或“是”那里。也要“开新”即研究万物是如何“是” 出来的。它们看到了传统实体论哲学的病根，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实质上是实体论哲学，这一哲学本来是想寻形而上之根的，但寻的结果却是知性之根：即“是什么”。错误地把“是者”当作“是”本身来寻求。现代西方哲学区分了“是”与“是者”的关系，认为对“是本身”进行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哲学研究，现象学还原就是要还到“是本身”；而对“是者”的研究则是科学研究。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如果把“是”从传统语言学的系词意义还原给它的本体意义，“是”就显现它集形而上学本在、存在、在者三个核心概念于一体的实质。一方面，正是由于西方传统哲学实际所寻的根是“知性之根”，所以，它才在推动西方科学乃至在科学层面推动包括音乐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遗忘了“是”或“此在”，结果使自己走到了尽头。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如何是”、“问题式”的思想，就是想让哲学回到它的出发点，即回到自己所属的精神领地，去为世界找到一种基础性的解释。正如现象学所指明的：先验地看，生活世界是如何作为基础起作用的。与一切其他科学相比，现象学已摆脱了自然世界的前予，因而也摆脱了它的成见；它关心的是意义和意义的有效性。这些思想对我国音乐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我国音乐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由于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准科学化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囿于音乐“是什么”的研究，而未能对音乐的“是”本身进行究极的追问。也就是说，未对音乐先验性的原始方法或心理进行研究，没有在 “他在听，但是没有听到”（阿萨菲耶夫）、“声者闻矣，而声之者未尝发”（《列子》）中探讨“没有听到” 、“未尝发”的东西。

　　二、从“前提后”到“前提前”

　　按现象学观点，思考方式可分两种：一种是“前提后”思考即实体论思考；一种是“前提前”思考即“还原”思考。传统实体论哲学属前一种思考，现象学属后一种思考。实体论思考在形式上是哲学思考，其实质上则是准科学思考，或“科学之科学”的思考。因为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一直有一种求知的传统，其思考方式总以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现象与本质、灵魂与肉体等等是对立、分裂的为特征。尽管也有哲学家强调人存在于世界中，但在海德格尔以前，人们往往还是像理解德谟克利特 “原子论”即原子被置放在虚空中那样来理解人存在于世界之中，即仅仅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间。人们只注意对这一“前提后”的物理空间或世界“是什么”进行思考，而对人们给予这个世界思考的“前提前”的原始意向的东西缺乏究极的追问。胡塞尔等人的现象学则颠复了这一实体论哲学，提出了现象学还原即把“前提后”的东西“悬置”起来，只留下“前提前”的东西，即“回到事物本身。”胡塞尔所还原的“前提前”的东西是纯粹的意识生活；海德格尔还原的是“此在”；梅洛－蒂庞还原的是“身体”；杜夫海纳还原的是审美体验或“灿烂的感性”等等。总之，他们所还原的是意识前或“前提前”的世界。西方传统美学和音乐哲学受其哲学的影响，其思考方式表面上是哲学思考，实质上是一种科学思考即“前提后”思考。因为它所寻求的是音乐的本质和规律，所获得的是音乐形态的知识，而不是寻求决定其本质和规律的难以捉摸、游移不定的某种先验性的东西。如研究音乐的“听”，只研究“听”的东西，而不是研究“听”本身，即“听”的方式结构或心灵意向。“听”的东西的研究具有确然性、可量度性，而“听本身”研究是不具确然性的，它是各种可然性的敞开。前者靠知性去把握，后者靠心灵去体悟；前者可找出答案，后者永远是问题。我国音乐学的研究，基本上是音乐“前提后”研究，而对“前提前”研究尚待拓开。我们必须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象学方法，在继续进行“前提后”各种形态学研究的同时，也必须加强音乐“前提前”的元研究，藉此以提高我国音乐学研究的学科水平。

　　三、从“在场”到“不在场”

　　与前述的两种思考方式相因应的有两种 “寻根”的追问方式：一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在场的追问方式；一是西方现代哲学不在场的追问方式。前者的追问方式，按照德里达的理解：设定世界存在一个中心，一个至高无上的终极价值或真理，然而人只能通过语言去呈现这个真理。这是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感性中的东西到理解中的东西（广义的）的追问方式”，【3】按照张世英先生的看法，这种方式是要从感性中直接出现的东西中按照纵深方向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逻各斯”），以理解中的东西为当前事物的根底。这种思维方式追问的是形而上的、“永恒的在场”。西方现代哲学已经不满足于追问这种在场，而要求回到具体的现实世界，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主张要从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要在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构在场的东西，以求得多元不在场共存。无论是西方传统哲学还是现代哲学，都有它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应该说，在场的与不在场的现实事物是一个整体，只是人们对它们把握的方式不同。按照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观点，把握这不在场的事物乃至整体是思维的方式所不能达到的，要靠想象的方式。照张世英先生的看法，想象不是对原物的摹仿，而是把在场的东西和不在场的东西综合成为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4】。这两种方式不仅仅是哲学把握世界的手段，同时,人的精神活动也是以这两种基本方式来把握世界的，二者以不同的方式结合构成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音乐学研究，如果不是仅仅囿于狭隘的学科视野，就离不开现代哲学的追问方式。应该把西方传统哲学带给我们的科学理解性追问同西方现代哲学所启示的想象性追问方式结合起来，以建立知识形态和价值或意义形态相结合的音乐学学科体系。

　　四、从“理解”到“前理解”

　　传统西方哲学在理论上有一套思辨性的理解结构，这套理解结构是指向知识一元性的。在这套理解结构中演绎出来的西方音乐学也主要是一种以知识形态为主的音乐学，是关于音乐“是什么”或其本质和功能“是什么”的理解体系。这种理解体系遮蔽了音乐之为音乐的“前理解”，阻断了对音乐理解的源头活水。现代西方哲学颠复了对事物理解的知识话语霸权，提出了“前理解”的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前理解”概念由“前有”、“前见”、“前设”三者构成。“前有”就是理解之前先已具有的东西，包括解释者的社会环境、历史景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以及物质条件等，它们隐而不彰地影响并限制着人的理解；“前见”就是理解之前的见解，即成见，任何被理解物总是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把它解释成哪一种，那是由前见参加决定的；“前设”就是理解之前必须具有的假设，解释总是以某些预先设定的假定为前提的，任何解释都包含有某种预设。总之，“无论如何，只要某物被解释为某物，解释就本质地建立在前有、前见与前设的基础上的。一个解释决不是无预设地去把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1】理解就是“此在”在理解的前结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的筹划。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的前结构决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说理解是理解的前结构的“重复”。伽达默尔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因为人是有限性或历史性的存在，任何理解也是有限性或历史性的，即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伽达默尔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统称为“先入之见”或“偏见”，有时又称这种“先见”或“偏见”为理解的“视域”，认为它们是任何理解的出发点或前提。按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解有两种：一种是哲学性的领会；一种是技术性的解读。前者不是对对象的领会，而是自我领会，无论对传统抑或对艺术作品的领会，都是前理性世界真理之显示，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例如，当我们听一首贝多芬的乐曲时，一旦我们领会了的话，我们就会进入音乐给我们的物我两忘的世界。但如果按照知识或技术性的解读，就会象解剖家解剖尸体一样来分析这首乐曲。在梅洛－庞蒂那里表现为前意识思考，即作用意向性而不是行为意向性思考。梅把这种前意识的世界称为“知觉世界”，认为“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一切价值和一切实存预设的基础”【2】。这里的知觉既不是康德意义的先验知性经验，而是一种先验性心理。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伽达默尔或梅洛－庞蒂，他们所强调的前理解，都是超越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还原到原初经验、心理或方法的领悟。这种还原性的前理解的现象学方法，对于构建我国音乐学现象学具有重要启示。我国音乐学构建的历史尽管不长，但由于受西方音乐学的影响，其构建方式基本上是理性主义、形态学意义上的，而缺乏对音乐“前理解”的领悟，即缺乏对音乐符号背后的多元性文化意义之体认。

　　五、从“所指”到“能指”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是用以表示者和被表示者的结合。符号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 Signifie ）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即表示者，其所揭示的意义是当下的、直接的、在场的、内在的。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即被表示者，能指表示语言是个性的外化样式，它引申出个体内质的维度，只要提高驾御语言的能力才可以提供与想象更贴切的意义。因此，传统的哲学或音乐学，较多地注意符号的所指，而对符号的能指涉猎不多。借助符号学方法，可以真正使音乐学实现音乐审美还原。

　　六、结　语

　　“是什么”、“前提后”、“理解”、“在场”、“所指”均在说明知识的确定性，是一种经验性的对象思维方式；“如何是”、“前提前”、“前理解”、“不在场”、“能指”均在说明心理或意义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先验性的元思维方式。音乐学应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心理与意义的不确定性统一、对象性思维与元思维的统一。但我们以前的音乐学研究，更多地处于经验层面对象性研究，而对心理或价值的先验层面的元研究付之阙如。没有看到音乐的“如何是”、“前提前”、“前理解”、“不在场” “能指”是如何决定“是什么”、“前提后”、“理解”、“在场”、“所指”，所追问的大都是经验的、可以有答案的东西。而要使音乐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体系，在完善现有的知识形态层面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一种元音乐学，即既可追问但又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的音乐学。只有借助以上现代西方哲学元思考，才能使音乐学研究在对音乐之根的追问中显示出自身内在张力。这一学科体系应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元音乐学；中间层次是准音乐学即跨学科音乐学 ；基本层次是知识形态音乐学。

【1】 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592页。
【2】Merleau-Ponty,Theprimaey of Pereption and Other Eassay,p.13.或张汝伦著《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 【4】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 ，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 7、12页

　　来源：省音乐家协会　　作者：王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