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民族音乐学和文化学方法，通过音乐现象的文化解读，强调民族音乐的文化趋向，探索民乐乐种的文化资源，把握岭南音乐的文化变迁，观照当代音乐的文化分流，呼唤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剖析当下民乐的文化语境，联系“十大民乐”的文化信息和音院乐展的文化选择，以期引发对于民族音乐所面临的新世纪新挑战进行大视野多层面的思考。?

　　［关键词］文化学、文化趋向、文化变迁、文化信息、文化选择、文化学方法

　　一、音乐现象的文化解读

　　音乐是一种文化现象。各种音乐现象，都是一定时期一定文化的反映。我国的民族音乐，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化变迁，经过56个兄弟民族和10多种地域文化的交融，加之与史俱来的古今文化、雅俗文化、中西文化的不断冲撞不断融合，才形成现在多元一体的格局[1]。然而，各地各族的文化发展并不平衡，特别是改革开放、世纪之交，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于历史的现实的多元现象，也有了多元的看法。理论上实践上空前活跃。近两年，广东民乐界的“龙乐传媒新理念”活动系列和“岭南音乐文化学术活动系列”也颇引人关注。这些活动，虽然称不上轰轰烈烈，但活动本身发生在全球跨世纪行动这个大环境中，发生在通俗文艺盛行、现代音乐冲击、民族音乐振兴等多元竞发的大背景中，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2000年6月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策划的“振兴中华民族音乐及龙乐传媒新理念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同时“龙乐专家座谈”在上海呼应。接着，广州《南方都市报》发起“中国十大民乐”评选活动，广东电台音乐台“龙乐”专栏开播。随即，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中国民族音乐名曲精选》(即当选的十大名曲)出版和包括CD、VCD、DVD音像故事动画电视片等系列产品陆续组织制作；以及特邀演奏十大名曲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办“龙乐大型民族音乐会”，《南方日报》策划出版“民族音乐的现状与走向”专题讨论等。这些举措，分别从理念创意、演出实践、音像出版、群众评选、专家论证等多侧面全方位开展活动，历时半年之久。直至年底，星海音乐学院“岭南音乐文化学术活动系列”之“岭南音乐文化展”及其展馆开幕仪式隆重举行。新年伊始，该系列中的“民族音乐会”分别在广州星海音乐厅、香港中文大学演出。演出曲目中，除传统的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外，还推出了师生们创编演练的民乐新曲。着重展示了学院民族音乐教学在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传统继承与现代发展相结合方面的双重取向。

　　广东民乐界的跨世纪行动，好似全国民乐界的一个缩影，所折射出的新情况、新问题颇带普遍性、典型性，已引发业内的热烈议论和深层思考。被称作“现代国富论”的文化学[2]，对于历史与现实的音乐现象提供了一种大视野多层面的解读方法，我们不妨以此为借镜，对这些现象进行再归纳、再认识，通过文化解读，把握文化趋向，以期把讨论引向更深更广。

　　二、民族音乐的文化趋向

　　我国民族音乐的构成，包括民间音乐（如民歌、曲艺、戏曲、歌舞、器乐）、宗教音乐（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活动的歌乐）、宫廷音乐（如外朝乐、内廷乐）、文人音乐（如古代歌曲、琴曲、弦索乐），以及近现代以传统方式创编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它们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中传承着流变着，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趋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民族音乐面临两种趋向，一是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下，传统文化被视为旧文化予以批判，使传统音乐部分的转入民间或自生自灭；二是在“西学中用”口号下，用西方音乐理论予以改造，使之部分的西化或专业化。1949年以后，民间的部分被抢救、挖掘、加工、传承；专业的部分则强调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后来又加上交响化。时土时洋，忽左忽右，走了近百年曲折探索之路。有成绩，也有遗憾。教训之一，就是缺乏对国情、世情，特别是对民族音乐自身文化趋向的研究。

　　文化学认为，文化趋向是“文化体系内部变迁的一个过程，此文化体系是由文化中的小型变迁的无意识选择构成，这类小型变迁具有累积性，并且倾向于某一特殊方向。文化趋向把若干限制加在进一步改变的可能性上，为估量特殊文化变动的意义提供一种基础，亦为了解文化的抗力及对内外革新的容忍性提供了根据。”[3]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传播，不能离开民族文化发展的土壤，也不能脱离世界文化发展的大环境。尤其是其自身变迁的累积性、倾向性、抗力性、容忍性等不容忽视。传统文化数千年来的变迁，近百年来的变革，以及当代文化建设的各种探索、实践，经验与教训都证明着文化趋向的认知和把握是成败的关键。这个规律，顺其者发展，逆其者消亡。今天的民族音乐也概莫能外。

　　三、民乐乐种的文化资源

　　我国民族音乐中的器乐，在五四运动以后被通称为民乐或国乐（在国内）、中乐或华乐（在海外）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乐种。如从历史层面及其乐队构成来看，有先秦的钟鼓乐，秦汉的鼓吹乐，隋唐的雅乐、燕乐，宋元的细乐、清乐、小乐器，明清的中和韶乐，以及清末民初的弦索乐、丝竹乐、锣鼓乐等。如从地理层面和民间乐种来看，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福建南音、北方吹歌，以及其他各地的鼓吹乐、锣鼓乐等。这些乐种，无不生发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从先秦时的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到后来向周边辐射而相继出现的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关东文化、闽台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西藏雪域文化、新疆绿洲文化、蒙古草原文化，以及分散在各区间的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等，构成了民族音乐丰厚的文化资源。[4]

　　资源的多元化，形成了乐种的多样化、个性化。这对现代民乐的发展，是一个既多彩又艰难的历程。加之传统乐种长期以宫廷舞乐为主，地方乐种长期以中原歌乐为主，各族乐种长期以汉族民乐为主，主体肢体差异多多，南北发展也不平衡。但是正如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样，现代民乐的发展，也要识大体，循多元，求共性，存个性。实际上，在多元的地域文化中，南方或北方已经存在着共性元素，如文化学家笔下的南骚(谲而艳) 北诗(正而葩)、南道（重哲理）北儒（重伦理）、南凤（华丽）北龙(威武)、南江（清秀）北河（雄浑）、南水（阴柔）北旱（阳刚）、南稻(细腻飘逸)北粟(粗犷挺拔)等等，他们分别在南方或北方的地方乐种中，都有自己相近或相同趋向，对同方讲是共性，对南北讲则是个性。这就为现代民乐多元一体的建构提供了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掘各乐种的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各乐种的文化特性，遵循其历史轨迹，把握其艺术规律，沿着其惯于吸收融合一切先进文化的传统，多研究，多实践，才能促进现代民乐的成熟。

　　四、岭南音乐的文化变迁

　　岭南音乐的构成，通常被分为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壮族音乐、瑶族音乐、黎族音乐或海南音乐等等。与其相属的地域子文化，自然是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海南文化(琼州文化)、壮侗语族文化等。其实，这些都是现代概念，是经过数千年文化变迁的结果。这种变迁和正在发生的变迁，起码包括三个历史层面，即百越文化积淀，岭南文化成型，珠江文化发展。

　　岭南古称百越之地，其土著居民是古越族群，系今壮侗语族之壮、侗、黎、傣、布依、仫佬、毛南、水、瑶（布努、梧州）、畲族，还有海南临高人、村人，以及越南、泰国、缅甸、老挝等国部分民族的先民。他们不仅创造了古越文明，而且还在秦末汉初建立了南越国（前206～前112年）。故自先秦至汉初这段时间，是为百越文化积淀期，其古越乐韵在今壮侗语族的民间音乐中仍有丰富的遗存（详见本人论文《百越文化中的音乐》，载《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本土音乐文化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切文化变迁的根源。此其一。其二，唐代设置岭南道（627年），宋代分设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997年），始有岭南、广东、广西等称。此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此后的元、明、清初，各种战乱、交流、移民，使汉人、汉文、汉乐大量进入岭南，在长期的“越汉杂处”中，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文化，也是岭南地区的子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壮侗语族文化等分别进入萌芽或成型时期。其三，清末鸦片战争（1840年）以来，西方近代文化从珠江口涌入国门，至今150多年，由这里引发了中国的近代革命、辛亥革命、土地革命，直至当代的改革开放先行。这段时间可谓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大冲撞大融合时期，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壮侗语族音乐等得以发展，古老的百越文化、成熟的岭南文化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并从珠江口沿着东江、北江、西江溯源而上，带动了整个珠江流域的文化发展，是为珠江文化发展期，其发展势头，犹如一部新的《黄河大合唱》“珠江在怒吼”，并引发着扬子江（沪汉渝）、黄河（中原）、黑龙江（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大发展。珠江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西江文化的发展，在新世纪的西部开发战略中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文化学家认为，文化变迁的方式即“文化过程”。“文化变迁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数千年来发生在这里的变化是无法割断的，由百越文化积淀到岭南文化成型和珠江文化发展，这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也是历史的必然。忽视或否认这个必然，岭南音乐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去土壤，迷离流向，必将迷失自己。任何文化系统的建构、认知与把握，都离不开这一规律。当代音乐的文化分流，已经和正在提供新证。

　　五、当代音乐的文化分流

　　当代音乐生活中，除了民族音乐（包括民间音乐、专业艺术）之外，还有外国的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流行音乐等。这也是时代的产物。早在汉唐宋元明清各代的盛期音乐中，已经不同程度地引进外族外国音乐，不断冲击或丰富着中原本土音乐。鸦片战争后，西方音乐更是大量涌入。五四运动后，又有了专业的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表演艺术（史称“新音乐”）。1949年后，中外民族音乐和专业艺术四者并存。1976年后，港台通俗文艺、欧美流行音乐和现代音乐再次涌入内地，他们不仅丰富了当代音乐生活，同时也促成了当代音乐的文化分流。

　　当代音乐的文化分流，主要是经济迅速发展、文化膨胀到日常生活、大众化娱乐性消费文化大量涌现而形成的。这同样是时代的必然。当今时代，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第三个经济社会高峰。人类文化的分化与重构将不可避免。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农业经济的价值，体现在劳力与土地占有，其文化取向表现为对乡土、乡音、乡亲的眷恋，其文化载体主要有民间艺术、乡村音乐。工业经济的价值，体现在资源与资金占有，其文化取向表现为对物质、金钱与消费的追求，其文化载体主要有近代艺术、古典音乐。而知识经济的价值，则体现在智力与知识的占有，其文化取向将通过科学、技术、知识的不断创新，而更加现代化世界化，其文化载体将使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艺术与都市艺术、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等更加模糊、互动，并趋于综合发展。传统的文化观念，如中西文化、古今文化、雅俗文化等，将难以截然分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以我为主的传统音乐文化，将在新的整合中进行新的重构。有学者分析，当下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消费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等分流现象，就是新世纪新重构的前奏。

　　所谓消费文化，主要指劳动大众工学之余要求休闲消遣的文化，不追求完美、重大，只希望轻松、愉悦。如通俗文艺、流行音乐等；主流文化，主要指带导向性的体现政府政策意识形态性质的主旋律作品、专题综艺活动等；精英文化，主要指专业艺术中的经典，如艺术歌曲、古典音乐、传统精品等。这种分流主要是消费文化大潮冲击的结果，正因如此，分流中也各有互渗互动。如主流音乐中也有通俗或传统的，精英中也有流行或主旋律因素。其中，传统艺术与民间音乐几乎无所不在和贯穿发展的势头，仍如中流砥柱，引领百川，定向奔流。这也说明，历史上文化分流现象虽然屡见不鲜，但有一个规律永恒不变，那就是分流不断其源，万变不离其宗。在当今百川奔流人心浮躁中如何保住其源其宗，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六、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

　　传统音乐有个好传统，体现为变通二字。用现代话说，就是在文化守护与文化整合中通古变今。

　　所谓文化守护，首先是梳理。梳理过程就是扬弃、积存、建构过程。传统音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古代遗产和近代成果并不稳定，加之新音乐运动在音乐教育、专业创作、表演活动方面的取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文化、流行音乐的强力冲击，使传统音乐现状极需分类梳理、分层探讨（可细分在历史层面、理论层面、应用层面进行）。如从历史层面分析梳理，可在中西比较中看到，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精细化技术化的音乐理论（如和声学、配器法、作曲法、美声法等），但我国历代传承的曲论、琴论、唱论中的相关技法，关于形、神、精、气为主的理论，以及崇尚模糊哲学、“天人合一”的精神等，却是中国特色、传统精髓。这些千年不衰的精华，正是需要守护的主体。

　　所谓文化整合，首先是协调、融合。不同文化必有冲突，犹如两河汇流必然激起浪花，这浪花就是一种整合。文化整合并非化合什么具体东西，而正是这些精华、精神、精髓的整合。如理论上的世界观、方法论，艺术上的形、神、精、气，音乐上的风格、色彩等。文化整合还有一个保种与变通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文化的传承、交流与融合过程，都显示出谁的包涵性、兼容性、消化性强，谁就能占优势、成主导。中华文化就最具此三性，最善于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并使之形成“中国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保种与变通是相关的，不会变，就不能保。可以说，变通也是传统文化特色之一，更是新文化合为新整体的关键。

　　一部民乐发展史，从公元前的古琴曲《流水》，到20世纪的交响诗《流水操》；从琴歌《苏武思君》到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其中不仅有古今文化整合，也有中西文化协调、融合的复杂过程。可见，文化守护是为了新的文化整合，而文化整合必须是优胜劣汰和更高层次上的多元融合。近百年来，关于传统音乐继承与发展的论争，实际上就是关于传统文化守护与整合的外围战争。当下的热点、焦点，正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语境，这是“过程”的必然，不容含糊，不可轻视。

　　七、当下民乐的文化语境

　　交响说。欧洲文化语境中的交响，含有乐队编制上的多层次、立体化、成套的乐器配置原则。如木管组、铜管组、弦乐组、打击乐组等，各组均设高、中、低音声部多件乐器组合。在作曲技法上，以多声部写作（如和声、复调、配器等技法）、曲式学（如三部曲式、奏鸣曲式、奏鸣套曲等结构技法）为基础，以此在乐队上演绎戏剧化（交响性）的复杂乐曲。这些本是我国民乐所没有的。民乐交响化，早年由彭修文先生提出并领导中央广播民族乐团进行实验。数十年来创编了不少成功曲目，为国内外公众所公认，使民乐走向世界，使世界了解民乐，开了一条新路。济南、上海等地，也有类似的实验，作法不尽相同。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乐，即使在维也纳，交响乐队也不是唯一的，更何况中国民乐。多样化岂不更加适合中国百姓的多种需求。

　　接轨说。中国音乐与世界接轨，地方音乐与全国接轨，也是近年国内的热门话题。作法很多，主张各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以我为主，以优相接。成败关键，仍是对我与优的把握。五四运动初期的1920年，柳尧章等将南派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成江南丝竹小合奏《春江花月夜》，很快使南方音乐走向全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彭修文将古琴曲《流水》发展成民乐交响诗《流水操》，很快被国内外广泛接受。两者可谓两种接轨的先例。其经验与教训都很可贵。可见，文化转型期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精髓和现代文化优势都特别敏感，对于文化选择与艺术创作都特富激情。正是这种敏感与激情，推动着民乐的自我完善；正是这种对“我”与“优”的把握，推动着民乐的自然接轨。国家队与地方队不同，各自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认真反思，不宜照搬。

　　主流说。中国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多次成功演出，曾引起业内的振奋、向往。加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好形势，于是有人预言新千年将是中国年，民乐可能成为主流音乐。诚然，千年民乐确实是流变着的：流于庙堂，变为宗教音乐；流于士间，变为文人音乐；流于王族，变为宫廷音乐；流于现代文人中，则被创编为富有民族特色的专业音乐。不论流于何处，其平民性特质永远鲜活可辨。这正是民乐的灵魂所在。当下民乐，是和欧美古典音乐、中外流行音乐等多元共存、互竞互补的大好时代，千万别为争作主流而失去了平常心态，损伤了自身的平民文化质素。民乐保持姓“民”，才能保住其“流”畅通。主次高下，贵在流变中实现。

　　雅俗说。民乐本是雅俗共赏的音乐，就像水浒、三国，从地摊说唱到古典名作，又回到民间传承，形成大雅若俗、大俗通雅、雅俗共建的文化格局，体现了传统文化模式及其生命力所在。民乐亦然。民乐的雅与俗与生俱来，犹如琴曲《流水》传说中的伯牙与钟子期一样，两者难分难解，相辅相成。千万别以为民乐进了金色大厅就抹掉了另一半而成了“高雅”艺术。需知“高处不胜寒”嘛!高胡家余其伟、古琴家谢导秀、扬琴家陈照华，还有一些二胡家、琵琶家中的有识之士，已把民乐之根植回到普罗大众，尤其是大中小学生中，形成了新的发烧群体。雅俗共建、共赏、共享的局面正悄然延续。人为的分裂雅俗，不仅会使民乐束之高阁，也会伤害普罗大众的爱心。当务之急还是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老话意不老，干中求新吧!

　　低谷说。前几年，民乐低谷的话题久久困惑着人们。但是，青少年发烧群体的出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反响，似乎又令人感到反弹回潮之势。其实，以平常心态看，民乐本非火爆物，平平常常才是真。时代之路就是马鞍型的，时代脉膊也会有快有慢。五四运动初期，“新音乐”曾把民乐冲进过低谷；改革开放初期，流行音乐又把民乐冲进了低谷。追求时尚，时代使然。文化转型，必有阵痛。传统文化的传承，正是在一低一高、螺旋回转中向上冲刺，每次低谷，都会有新的积蓄。从30年代的低谷到50年代的复苏，从70年代的低谷到90年代的曙光，显示了低与高的辩证规律。保持平常心态守住平民本色，不刻意求高，不人为弄潮，民乐之谷方显出“山外青山楼外楼”之妙境。君不见，世纪之交的“十大民乐”、“音院乐展”等是否已传来了某种信息。

　　八、“十大民乐”的文化信息

　　“龙乐传媒新理念”系列活动及其“十大民乐”的评选、演出、出版，试图以新理念新形式结合时代精神和今人审美情趣进行重新演绎的尝试，也是利用民乐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探索。从这一批“十大”的曲目看，有五首是传统独奏曲加乐队演奏的（如《梅花三弄》《月儿高》《塞上曲》《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有五首是根据传统音乐加工改编，或重新创意或作交响化处理的（如《流水操》《秦兵马俑》《不屈的苏武》《梁祝》《彩云追月》）。同时还特邀饮誉欧洲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来广州演出，并用先进的录音技术和录音方式制作双碟随场赠送听众。这一举措确实是个突破，也实实在在地传递了一种信息。

　　文化信息的传递与把握，决定因素是人。文化学指出，在一个民族连续交替的各代人中，存在着不间断的代代相传的信息联系，从而决定了该民族在时间上的继承性和稳定性。除此，保证民族稳定性、文化一体性的同步信息也很重要。因为民族是空间有限的特殊文化信息的凝结体，而民族间的接触，即多族多代的文化信息的交换或交融，对民族文化再生产也起着决定作用。这就是历史。民乐史亦然。当下文化界盛行黑格尔一句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的。说明人们更关注如何用现代意识来把握历史。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透过“十大民乐”的出台，也传递了这一信息。

　　何谓“现代”？历史中就有现代，如汉代对于先秦，唐代对于魏晋南北朝，北宋对于五代十国等，当年的前者都是现代，都出现过民族稳定、多族接触和文化大交流大发展的盛世。如今是当代盛世，现代文化也在稳定与接触、交流与发展中进行“再生产”。但能否达到汉唐盛世般的新的文化高峰，还要看如何“把握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民乐有五千年文化积淀，曲目浩瀚如海，内容文武兼备。其中有高山流水，风花雪月，也有鸟兽鱼虫，大鹏展翅；有拼搏人生，争战厮杀，也有卿卿我我，坚贞不渝。都是一定时代、一定群体、一定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成为一定文化的一种载体。传统文化的各种载体又多是相通或相似的，如民乐与国画与书法与中医与功夫等，都讲究变通、辩证、虚实、表里、形神、精气、文质、点线等的相反相成，以及逻辑上的起承转合、首尾呼应，节奏上的抑扬顿挫、散慢中快，线性思维的流畅随意、自然天成，美学情趣的和静淡远、情采风骨，精神追求的天人合一、尽善尽美等等。这就是历史，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精髓，是必须把握的民族精神。“十大民乐”用现代意识来把握历史，有的十分成功，有的尚不完善。我们不能苛求今人都像帝王音乐家李隆基缔造大唐盛世一样，但可以希望当代音乐家把握好历史经验，创作好现代民乐，为共创当代盛世而增声添彩。

　　九、音院乐展的文化选择

　　星海音乐学院岭南音乐文化学术活动系列之“岭南音乐文化展”和“民族音乐会”在新年前后成功面世。这是音院在世纪之交献上的一份厚礼，也展示了音院数十年来在教学、科研、艺术实践方面的成果积累和发展方向。

　　“岭南音乐文化展”以文化二字引人注目，也引来了多种解读，如岭南音乐的文化资源展示，岭南文化中的音乐展示，音乐文化在岭南的展示等不一而足。可见人们对文化研究的重视。从展馆立项来看，重点是岭南地区的几大乐种，如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海南黎族音乐、广东瑶族音乐，以及广东民歌、广东曲艺、广东戏曲等。从展馆展品来看，主要是与上述乐种相关的文献、文物、图片、音像制品、历史沿革、人物简介等。从展馆冠名来看，不论是音乐文化、岭南文化、文化背景、文化资料，其着意点都在文化与学术上。同样，由民乐系承办的“民族音乐会”，作为岭南音乐文化学术活动系列的一部分，其着意点也是如此。正如音乐会“序”所明示：这台节目是在“建立岭南音乐基地”的思想指导下构制的，节目中除有传统组合的广东音乐外，大多是“以岭南音乐为素材，借用中西曲式、和声及多种作曲技法创作而成，目的在于继承传统的岭南音乐基础之上，再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探讨，并想以此拓宽、丰富、发展岭南音乐的形式和品种。”整台节目八个，有传统的广东音乐、潮州音乐，有“以岭南音乐为素材”创作的民族管弦吹打乐、高胡与钢琴、高胡协奏曲、扬琴协奏曲、交响诗、弹拨乐合奏。两相比较，展演各有侧重，展览重在传统，演出重在创作。两者结合，共构出学术氛围和文化气息。

　　文化学家指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将出现新的文化机制即文化选择。文化选择也是一个创造过程，“是通过文化自然机制或借助人类改造手段使具有某种传承成份的文化个体得到优先存在或提前被淘汰的一种现象。”因此历史上有三种文化选择：一是保持文化传统基本要素的稳定选择；二是择新旧两端取其中的改进性选择；三是向某些数量虽少，但与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表现型逼进的定向选择。三种选择有三个要害：一是把握传统的基本要素；二是把握取舍的深浅程度；三是把握定向的发展趋势。抓住了要害才会有正确的选择。音院乐展既然以“建立岭南音乐基地”为指向，就具体体现了其“定向性”和“改进性”的选择思路，即“定向”为岭南文化，“改进”的是岭南音乐。如前所述，文化选择只是一种机制、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是“过去时”和“进行时”的综合展示。说明进行中仍然有待完善。若按文化选择三选法三要害的条件衡量，展品中的文化含量和作品中的岭南成份，就需要一个充实过程，即在“保持文化传统基本要素”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与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方向，在稳定性、改进性、定向性的结合上，逐步完善这个“基地”的建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

　　文化学也是人学，做音乐也要以人为本。以文化学方法观照音乐，就是要使更多的人通过音乐，了解文化，进而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身，更好的确立人生定位，实现人生价值。岭南是近代革命的发祥地，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又是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论述的发布地。岭南人以先进思想、先进科技，增创代表先进文化的民乐经典，进而推动整个岭南音乐文化建设，新世纪的民族乐坛将更加春光灿烂。

　　注释：

　　[1]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2]见孙凯飞著：《文化学——现代国富论》一书，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3]见覃光广等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4]见韩渊丰著：《中国区域地理》，广东高教出版社2000年版。

　　（2000年9月初稿，2001年1月2稿）
　　原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

　　来源：省音协　　作者：冯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