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讨论热过后，广东民族音乐学界出现了一批以文化学方法观照民族音乐的文章。作者们深感多年来民族音乐研究习惯守望于音乐形态学分析，仅仅对旋律、音阶、调式、节奏、结构、词曲关系、发展手法、表现手段等进行形态解读是不够的。突破这种局面，必须突破方法的局限。方法是理论体系的中介。借鉴文化学方法，把音乐研究同文化分析结合起来，试验“音乐文化学”方法，就成了当时的共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积累，于1989年5月在广东音协聚集几位同仁，邀约传媒座谈。广州文化记者联谊会主编的《文化参考报》1989年6月第8期头版头条刊登报道《建立“音乐文化学”势在必行》称：“五月三日下午，由赵宋光、余其伟、林凌风、冯明洋、费师逊五人与《文化参考报》、《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座谈了‘音乐文化学’问题。”与会者指出：“音乐问题是文化问题整体中的一个部分，音乐绝不能脱离文化传统与文化背景而单独存在。”“人们要研究音乐的各种形态及其内容实质，必须首先研究音乐植根于其中的整个社会文化，还应透彻地研究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音乐文化学是音乐学者们从事长期的科学研究与社会调查之后，提出来的新概念与新学科。它是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少数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通俗音乐学、宗教音乐学以及音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当前，“重要的是在于学习研究，把音乐与文化的关系看透看准，把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摆好摆对，这就是我们提出‘音乐文化学’的目的和意义。”

　　座谈会的报道，影响到省市音乐理论界，也波及其他，吸引了不少民乐家、作曲家、演唱家、演奏家、教育家和群众艺术界朋友的关注。六月中旬“广东省音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正式召开，省市音研、艺研、文研机构、音院、乐团、省市歌舞院团等都有同好者参加。会议首先由五位发起人分别宣讲论文，他们是：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多层构成描述——关于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方法、步骤的若干建议》（发言提纲。成文后刊于《中国音乐学》季刊1992年第2期）；余其伟《广东音乐文化历程》（会前已刊于广东《粤剧研究》1989年2月号）；林凌风《从我国传统音乐研究问题引起的思考》（会后刊于广州《音乐研究与创作》1989年号）；冯明洋《民间音乐的文化品格——“音乐文化学”构想》（同上刊。后收入《中国音乐年鉴》1990年卷“1989年音乐论文摘要”专栏）；费师逊《民族音乐文化流》（会前已刊于《人民音乐》1988年1月号）。会上，费邓洪、黄家齐、罗小平、陈天国、陈威、曾新芳等也分别就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山歌研究等问题发言（或书面发言）。这是第一次研讨会，也是音乐文化学草创时期最早投下的部分基石。

　　“音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自1989年至1998年10年间曾断断续续召开过10次。正式提交的论文近百篇。这个积累，只是研讨会形式的积累，而且研讨会也是极其松散的，完全以自由、自愿、自动的组合方式进行的。始终没有组织学会，没有成立学术领导机构，没有议定目标、选题，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哪里发表方便就在哪里发表，隔段时间想凑在一起议议就互相联系一下，念念论文谈谈议议，就算研讨。这个10年里关于音乐文化学方法的实施与应用，笔者在主持省音研所业务工作时曾口头提出过“以研究方法改革带动研究体制改革”的构想，但实际并未在行政上具体落实，更未形成什么指导方针、实施方案。总之，全凭同仁间学术思想上的一种共识、一种志趣、一种心灵的勾通，大家各行其事，各善其长，自我发挥，自我珍重。到了后5年乃至今天，干脆连研讨会形式也不要了，完全各自为战，成果却也不断。当下，音乐文化学的话语言说，似乎已经成为广东音乐界同仁间的一种生活用语、一种生活方式，说起音乐，想起音乐，作起音乐，都离不开文化语境、文化思考、文化取向。这是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么，15年来究竟有些什么值得回味的呢？

　　首先，凭借一个志同道合的、散射力强的松散群体。

　　自古以来，做学问就讲究风骨、志气。还要甘于寂寞、清贫，洁身自好。80年代人心浮躁，文化转型与重构，把人们推向迷惘探索的交叉路口。时代需要冷静，学人更要独立思考。人和生命、人性和价值观，成为一切学术的核心。此时此境，自觉自悟者，有志有力的学人，意向自然同时转向文化。

　　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音乐文化建设的重头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音乐词典》、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志书等启动伊始，就吸引了一批有志有力的音乐学家。音乐文化学五位发起人，就是首批投身其间的主要编纂者或撰稿人。他们从事音乐理论工作已数10年，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颇有建树。对研究方法的变革、对文化与音乐的关系体会尤深。他们的周围也有不少志同道合者，代表着不同领域相同志向的各种见解，在学术上具有影响力和散射力。这在他们第一次研讨会论文中即可见知一斑。但是他们之间，并无任何依赖关系，他们以文会友，相识相知，虽在广东音协走到一起，但关系极其松散。彼此之间，志同道合当然好，志同而道不合，也可以各干各的。只要“志”在文化，“同”为音乐，其所写所作必然殊路同归。不“同归”也无所谓，只要你在“路”上，在写、在作，这个群体就存在。这样松散的群体，人人是独立的、平等的，互相间只有尊重，没有承诺，不存在权力义务、利害冲突，不必受织体限制，不用看领导脸色。仅仅凭着自觉自悟，自然走到一起。一心一意搞学术，不搞权术，远离关系学，净化灵魂。大家拥有这样的共识和意向，自然就有了实力、凝聚力和散射力。可见，所谓群体，其实也是有“群”而无“体”，不被体制所拘束。惟其无体无束，其所作所为才更有活力。

　　其次，营造一个宽松宽容、自由自在的学术环境。

　　中山大学前辈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关于学人风骨的10字箴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一切学人和学术领地的品格底线。作学问、做学人，就要坚守这个底线，维护这种品格。为此，人们需求的学术环境，实际应包括心理环境和客观环境两个方面。

　　文化，本来就是人文化。文化学，本质上是人化学，是研究人、尊重人的学问。因此，文化学者必须首先完善自我，尊重自我，在各个自我间达成默契，共创人类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文化环境。音乐文化学的提出，不仅是一种学术、一种方法，而且象征着一种人文精神。正如笔者在《民间音乐的文化品格——“音乐文化学”构想》一文中所强调的“音乐文化的核心是音乐的价值取向及文化品格；音乐文化学的本质，在于人的建设，即通过音乐，了解文化，进而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身，发展音乐事业，促进文化建设，实现人生价值。为此，必须坚持（人的）主体性原则，杜绝一切音乐非人化倾向，研究者自身应有独立人格，研究方法也应是多元化的。”

　　独立人格，以人为本，是营造学术环境的基本取向。主观上，人格独立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自立、自在、自强、自爱。尊重他人的成果，承认他人的贡献，也要勇于突破、正确借鉴前人经验。只有尊重自我同尊重他人相加，前人经验同后人创造相加，学术才成其为有学之术，学人才成其为好学之人。两相对立，互为排斥，试图白手起家、平地起楼的学界是没有根基的。互相尊重、相辅相成，才是独立人格的核心。至于客观环境，无外乎一说一看。即：一个可供自由言说的平台，一个可供阅读品味的文本。言说的平台，包括研讨会、报告会、课堂、广播、电视等等。其中，研讨会已如前述，自由、自在、不拘一格；其余则视客观条件，水到渠成，听其自然。至于阅读文本，在电脑互联网普及以前，主要靠报刊媒体发表，以展示成果，扩大影响。但是，官办出版物如今弊端不少，如照顾关系、出版收费、有赏报道，以及为评职称、晋级、分房等而压稿让稿等等。有时，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半官半民、半公开半内部的一些报刊。只求宽容、宽松，不计名份、身价。书呆子们，管不了许多，所需所求，仅此而已！

　　其三，需要一条大众化媒体型的传播渠道。

　　展示成果，发表论文，专业报刊固然很好，但最好也有大众传媒的配合，注意业内外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尽量广试效应、扩大影响。本地传媒，首先是广州文化记者联谊会及其主编的《文化参考报》的积极支持、大力宣传。当年，继6月首先报道之后，在后来各期还开辟了“音乐文化”专栏，连续作战，组织过“歌曲文化”等专题讨论、继续发表五位发起人的其他文章。首发大功，功不可没。其次是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主编的内刊《音乐研究与创作》（现称《广州音乐研究》）每年出版一两期，五位发起人的文章、每次研讨会的论文，几乎都由该刊全文照发。因为是内刊，文稿一般不删不改，用稿不收费，还有稿费拿，显得特别宽容、宽松。人们戏称该刊是音乐文化学的保姆和摇篮，真不为过。

　　参与群众乐评活动，使学术研究贴近大众、服务大众。2000年6月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策划的“振兴中华民族音乐及龙乐传媒新理念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同时“龙乐专家座谈”在上海呼应。接着，广州《南方都市报》发起“中国十大民乐”评选活动，广东电台音乐台“龙乐”专栏开播。随即，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中国民族音乐名曲精选》（即当选的十大名曲）出版和包括CD、VCD、DVD音像故事动画电视片等系列产品陆续组织制作；以及特邀演奏十大名曲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办“龙乐大型民族音乐会”，《南方日报》策划出版“民族音乐的现状与走向”专题讨论等。这些举措，分别从理念创意、演出实践、音像出版、群众评选、专家论证等多侧面全方位开展活动，历时半年之久。直到年底，星海音乐学院“岭南音乐文化学术活动系列”之“岭南音乐文化展”及其展馆开幕仪式隆重举行。新年伊始，该系列中的“民族音乐会”分别在广州星海音乐厅、香港中文大学演出。演出曲目中，除传统的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外，还推出了师生们创编演练的民乐新曲。引起广大民乐爱好者的普遍关注，也引动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他们或加入群众评选活动，或投身宣传、执笔乐评。笔者也曾应报社、电台等大众传媒之邀，发表过《民族音乐的文化解读》（音乐文化论）等，对上述活动参与文化批评。该文以大众口味，深入浅出地通过“音乐现象的文化解读”、“民族音乐的文化趋向”、“民乐乐种的文化资源”、“岭南音乐的文化变迁”、“当代音乐的文化分流”、“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当下民乐的文化语境”、“十大民乐的文化信息”、“音院乐展的文化选择”等多方位诠释，在音乐文化学面向大众、服务群众乐评活动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后来，广东省文学艺术评论文章评奖活动，还给予了一等奖殊荣。

　　大众传媒最能深入千家万户的是广播、电视。广东电台音乐台，曾邀笔者主持过文化专栏节目“乐迷茶座”（每次90分钟）达两年之久，还先后参与“广东广播音乐国际博览会学术研讨会”宣讲论文《当代广播音乐的文化建构》（1994）、《当代广播音乐的价值取向》（1996），以及“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学术研讨会”宣讲论文《文化的演绎与重构——当代广播音乐的跨世纪思考》（1997）等。此外，应广东电视卫星台“艺术长廊”栏目组邀请还录播过“音乐文化学五人谈”（赵宋光、余其伟、冯明洋、罗小平、陈玲玉）、“民俗文化与婚礼音乐”（冯、罗）等。音乐文化学的触角自然伸向广播、电视音乐领域，这也是大众传媒文化建设之需。互动互用，效益显著。

　　第四，争取一切业内外的、国内外的交流机会。

　　不断拓展视野，扩大范围，完善机制，努力向现代综合学科的广度与深度发展。音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的参与者，在音乐学领域的主要是民族音乐学家，常来常往的骨干，还有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批评，以及律学、乐学、作曲技术理论等方面人士。除理论家外，特别注意引进作曲家、指挥家、演唱家、演奏家、教育家、群众艺术工作者参加。对于姐妹艺术，如曲艺、戏曲、舞蹈、影视、美术、造型艺术等学术活动、艺术演展等，也重视交流、沟通、观摩、学习。对于专门的文化讨论，如岭南文化讨论、珠江文化讨论、建设文化大省讨论、文化批评讨论等，也都积极参加、认真提交论文，自觉把音乐文化研究融入大文化建设之中。例如笔者应邀出席“广东省珠江文化学会成立与首次学术研讨会”，指名以《珠江文化中的音乐》为题发言时，便从珠江三角洲的疍家人和咸水歌谈起，接着溯西江而上，谈到古代南越人和近代广府民歌；上溯柳江，谈到古代西瓯人与近代壮族民歌南路风格；上溯左右江，谈到古代骆越人与近代壮族民歌北路风格；上溯南盘江及珠江源头，谈到两广云贵间多民族杂居现状与历史上越汉融合历程、多种音乐交融、并存、多彩现象种种特点，论证了“珠江文化建设”是在“百越文化积淀”和“岭南文化发展”中形成的必然趋向，其海洋文化属性及其强大的内合外渐力，在我国西部开发战略中，定将发挥巨大历史作用。与会者有政府官员、海洋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以及工、农、商各界人士，听后都很高兴。没想到，平时在研究中的积累，一旦走出书斋，音乐文化学也能发挥社会效益。

　　参加专业学会进行音乐文化学术交流，主要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少数民族音乐学会、音乐史学会、音乐美学学会、音乐心理学学会、音乐教育学学会、律学会、古琴学会、古筝学会等，这些专业学会中，我们都有会员，有的还是理事或负责人。每次活动，都有论文发表。

　　境外学术活动中的音乐文化学术交流，主要是同港澳同行的交流或合作。如：香港民族音乐学会、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香港圆玄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等都分别同我们协作举行过一些研讨活动。其中，1990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京、沪、粤、桂、闽、台、港、澳、美、日等地音乐文化学者，也是广东音乐文化学几位发起人首次在这样范围同这样广泛的同仁进行对口专题的深入交流。各地学者就地区音乐文化发表的论文，如同是对“广东省音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首次大会成果的补充与扩大，在整个音乐文化学15年学术活动中，可以说开了个好头。民间谚语对美好事物，常用“龙头、豹肚、凤尾”作三段形容。音乐文化学发启头两年的几次活动，犹如充满生机、五彩斑斓的“龙头”，开头大吉。此后，1996年在与澳门文化司署协作举办的音乐文化学术活动中，曾出版《文化杂志》音乐专栏，分别对前辈音乐家冼星海（澳门籍）、肖友梅（广东籍）进行文化解读。上述两宗活动，在粤港澳联合进行地区音乐文化研究和共建岭南文化方面产生了明显影响。

　　第五，善对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进行文化整合。

　　音乐学在新世纪实现新的突破，首先必须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方法是理论体系的中介，任何重大科研成果，都是方法更新的结果。伽利略系统运用试验方法与数学方法，发现了惯性定律、自由落体定律与合力定律。达尔文采用科学观察方法与历史比较方法，创立了生物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理想试验方法起了关键作用。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音乐文化学方法，主张将音乐活动的一切方式和一切产品都作为文化现象，都置于人类文化大环境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应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主要方法是音乐学和文化学方法，两者互相交叉，又互相区别。

　　音乐学，强调从音乐艺术本身和有关学科出发，对音乐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力求从中阐明音乐的起源和历史发展，音乐的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以及世界各民族音乐的特征。因此，音乐学的研究包括三个部分：（1）系统的音乐学，也叫分类音乐学。即从不同的艺术角度分类研究音乐，如音响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音乐技术理论，等等；（2）历史的音乐学，也叫音乐史学。即对各种音乐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包括音乐通史（如欧洲音乐史、中国音乐史等）、断代史（如欧洲浪漫主义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专史（如钢琴艺术史、交响音乐发展史）等等；（3）民族音乐学，也叫比较音乐学，主张将世界各民族的音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范围，一是原始部落的音乐，以探索人类音乐的起源；二是各地的民族音乐，主要是各文化区音乐的音阶、律制、乐器，以及音乐与社会、经济、宗教、风俗的关系研究；三是各地民间音乐的历史及其民歌、器乐与乐器分类学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一是重视现场采风（田野工作）；二是强调音乐材料与背景材料的综合分析（案头工作）；三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定量分析和编码研究（实验室工作）。

　　文化学，是研究一切文化现象或文化体系的庞杂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人类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以及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等。其研究方法，一是社会调查法（包括问卷、抽样、观察、采风、文献分析、文化个案法等）；二是理论分析法（包括动态研究、结构分析、系统分析、网络分析、心理分析、历史比较，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分析法、象征符号分析法、文化模式法）等等。

　　音乐文化学综合运用音乐学和文化学的基本方法，但并非将音乐学和文化学两大学科包揽一身，亦非用两大方法全面出击。而是主张研究音乐现象时强调文化学分析，即要研究人文、人性对音乐行为的影响；而进行文化分析时，则注意音乐的特殊规律，要追寻音乐在文化中的定位，把握文化中的音乐个性。总之，把音乐视为文化现象，把文化看作音乐的摇篮。文化的对象是人，音乐行为乃人所为。音乐学家把目光对准人，对准人性、人情、人为、人语、人生，你才能触摸到音乐的本源、本真、本质与核心。

　　1991年开始面世的“岭南文库”丛书，13年来已出版文化学术专著70多种，音乐领域已有《粤乐》、《潮乐》、《客家风华》出版，笔者有幸执笔《越歌》一书，便用音乐文化学方法，将其定位为“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其中关于各族民歌风格的描述，即坚守以人为本、以风格即人格为指向，从岭南歌乐的主体文化人类学分析入手，追溯到岭南历史上越汉杂处历程和多元文化融合对岭南民系、民性、民情、民风、民歌产生的直接影响，寻觅到岭南文化的多种族源、多元结构、多彩风貌，进而从岭南方言构成规律着力，梳理出岭南土著中西瓯人与壮语北部方言同壮族北路民歌的关系，骆越人与壮语南部方言同壮族南路民歌的关系，南蛮人与瑶语、畲语同瑶族民歌、畲族民歌的关系，以及岭南民系中南越人与粤方言同广府民歌的关系，闽越人与闽方言同潮汕民歌的关系，中原人与客家方言同客家民歌的关系，古桂人与桂柳官话同桂柳民歌的关系，等等。总之，找到了人，把握了民性、民情、民风、民歌，也就触摸到了风格，也就找到了岭南民歌在岭南文化中的定位。可见，民歌的文化品格，尽在歌人的风貌品格中。

　　就《越歌》一书的整体而言，可以说是音乐文化学方法15年实验的一次总体现。这次体现，以笔者在此前30年民歌研究积累为基础，经历了自1959年开始从事田野工作、1964年开始投身《民歌集成》系统工程、1979年开始参加音乐辞书（如《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广东百科全书》等）撰稿工作、1980年开始参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历届年会学术活动等，直到1989年编辑出版《中国传统民歌400首》和参加发起音乐文化学至今，前30年民族音乐研究积累，加后15年音乐文化学方法实验，总成果都汇聚在《越歌》一书之中。该书运用文化学方法，犹如拥有一个大熔炉，自然融汇入许多文化研究方法与成果。仅民歌研究涉及的人文学科，就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这些方法与成果的引进，对书中的音乐学分析都起着泛化与深化的作用。

　　音乐文化学善对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进行文化整合，不等于在音乐学分析中贴上文化学标签、套用文化学概念，而是要求研究者善于把文化研究的多种方法多种成果融化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经过文化整合的音乐文化学。

　　通过15年实验和《越歌》写作、实践，初步验证音乐文化学方法具有明显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可行性主要表现为实践性，不仅可以促进理论联系实际，使学术研究既有独立性又有针对性，而且还可以使研究成果直接为文化建设服务；优越性主要表现为深化学术研究，不仅可以深入开掘研究内容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涵，而且可以大开研究者的视野，升华研究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品位。

　　来源：省音协　　作者：冯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