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本土歌乐，是指岭南土著古代越人及其后裔创造的民族民间歌唱音乐，包括先秦时期榜怈船女抒唱的《越人歌》，[1] 西汉张买鼓棹而唱的《越讴》，[2] 乃至唐宋间壮族歌仙刘三姐传世的山歌、盘歌、情歌，以及后世越裔壮侗语族各少数民族、越裔汉族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桂柳人、平话人的民歌等，均可纳入此列，学界统称其为“越歌”。这些本土民歌（越歌），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也是本土音乐的母体。千年越歌经历的是一条独特的文化历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积累，彰显出自主的文化趋向。对越歌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文化分析，是准确认知其本质特色、艺术规律，正确把握其健康发展趋向、进行有效保护和积极传承的重要环节，当下在落实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球行动中，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显重要。

　　文化学认为，文化积累是人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文化创造、传递和积聚。一则表现为旧文化的保存，二则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文化积累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民族文化积累；另一种是外来文化积累。民族文化积累形成文化丛，外来文化积累形成文化流。文化积累也是文化成长的一种过程。这种文化积累过程形成三种类型：一是“进步的积累”，即来自早先形式较单纯的复杂文化模式的发展；二是“凝聚的积累”，即在复杂性的同一层次上，引进了新的文化元素或文化替代品；三是“积累的变成取代”，即在一项具有增长性的变化变迁中，导致实际上一种文化特征被取代。意思是指“一种发展通常导致前一种情况被后续情况取代，而复杂程度和前一种情况一样的结果。”[3] 岭南音乐与岭南文化的构成一样，通常被分为粤乐（广府文化）、潮乐（潮汕文化）、汉乐（客家文化）、琼乐（海南文化）、越歌（壮侗语族文化）等子系统。其实，这些现代概念，都是经过数千年文化积累的结果。这种文化积累，起码包括三个历史层面，即百越文化积淀，岭南文化兴盛，珠江文化发展。

　　其一，先秦至汉初这段时间，是百越文化积淀的滥觞，是为本根文化原始积累期。本土原始居民瓯越（西瓯）人、骆越人、南越人，以及一部分南迁的吴越人、西渗的闽越人等，共创的岭南古越文化，是岭南越地“早先形式较单纯的复杂文化模式的发展”，可谓“进步的积累”。这种积累一直延续到隋唐。其古越乐韵在今壮侗语族文化中仍有丰富的音乐遗存（详见第二章）。对这些原始积累的认知，是解读岭南越歌文化积累的基础。

　　其二，唐宋至清初这段时间，是岭南文化兴盛与繁荣期。汉武帝统一南越国后，这里开创了越汉杂处新局面。直至唐置岭南道，宋设广南路，广南又分东西两路，这才有了岭南、广东、广西等正试称谓。此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此后的元、明、清初，各种文化交流、战乱、移民，使中原汉人、汉乐、汉文化大量进入岭南，岭南本根文化的原生形态，开始并完成自身的历史性嬗变。长期的“越汉杂处”及其文化整合等“凝聚的积累”过程，使其“在复杂性的同一层次上，引进了新的文化元素或 文化替代品。”从而逐渐形成以中原汉族为主体、以汉文化为核心、既保持越地文化特质、又大量融入中原先进文化的岭南再生文化形态。多民族多民系的子文化，“替代”了多种姓的诸越支系文化。这些就是“凝聚的积累”过程，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岭南文化”的兴盛与繁荣。壮族歌墟等各族歌会，岭南歌仙刘三姐的歌，以及汉族潮乐、汉乐、琼乐、咸水歌的发展等，可谓其繁荣的代表，也是岭南越歌文化积累跨上新台阶的标志。

　　其三，清末鸦片战争（1840年）以来，西方文化与现代音乐从珠江口涌入国门，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由这里引发的近代革命、辛亥革命、土地革命，直至当代的改革开放先行，使这里成了世人瞩目的中西文化、古今文化、雅俗文化等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的交汇点。“其基本成就是否定了封建文化架构和基本模式，唤醒了岭南文化深层的‘海洋文化’因素，……岭南文化的本根与中原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交错碰撞、融合，诞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国内独树一帜。”[4] 西方文化的海洋性特质，同岭南本根文化的海洋性因素相结合，使这里原本的文化中心，由五岭 之南的越地越水间，逐渐浓缩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带，并从珠江口沿着东江、北江、西江溯源而上，带动着整个珠江流域的文化发展。粤乐（广东音乐）、粤曲、粤讴、粤剧、潮剧、琼剧、壮 剧、邕剧、桂剧、彩调剧、采茶戏等新剧种、新乐种的大量形成与发展，前期已经兴盛起来的潮乐、汉乐、琼乐、壮侗语族音乐等，也都唤发出新的活力。加之，商品经济、都市文化、西方音乐的影响，这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音乐，共同彰显出“在国内独树一帜”的形态，即珠江文化形态。她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辽河文化一齐，共构成中华文明四大发祥地的多色画卷。所谓“独树一帜”就是他的海洋性、兼容性、时尚性等特色。这也是岭南越歌文化积累的又一个新台阶，即“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发展时期，即“珠江文化发展”时期。

　　如前所述，民族文化积累形成文化丛，外来文化积累形成文化流。丛为体，流为用。丛流交错，体用结合，一向是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所在。岭南文化历来是两种积累，即越汉两种文化、中外两种文化的交错积累。这种模式的文化积累，既有“进步的积累”、“凝聚的积累”，又有“累积的变成取代”的另类积累，即文化丛与文化流相交错、融合、重构式的积累。这种模式，形成了“百越文化积淀——岭南文化兴盛——珠江文化发展”这样三层面的特殊规律。指认这一规律，并非是对“岭南文化”概念的否认；恰恰相反，正是对“岭南文化”话语系统地丰富，也是对“岭南文化”现代理念的拓展。正如其文化积累三层面构成的自然形态一样，其核心本质和中心地位是“岭南文化”向两端延伸，一端 伸向历史积累之源，称作“百越文化积淀”；另一端延向未来积累之流，称作“珠江文化发展”。这样认识“岭南文化”的构成，更便于全面看到其源头活水，更便于准确把握其未来走向。从岭南越歌自身的规律展望，其未来发展的“文化趋向”彰显得更为明晰。

　　所谓“文化趋向”，就是文化学家所说的“文化体系内部变迁的一种过程，此文化体系是有文化中的小型变迁的无意识选择构成，这类小型变迁具有积累性，并且倾向于某 一特殊方向。文化趋向把若干限制加在进一步改变的可能性上，为估量特殊文化变动的意义提供一种基础，亦为了解文化的抗力及对内外革新的容忍提供了根据。”[5] 岭南越歌的传承、传播与发展，游离不开岭南文化的源头活水“百越文化积淀”（如从刘向纪录的先秦《越人歌》，到西汉张买所唱的“粤讴”歌，到后世流行的“咸水歌”等一脉相承的特色可为例证）。岭南文化的兴盛繁荣，正是由于其自身能够从古老的“百越文化积淀”中伸出手来接纳中原文化、外来文化影响而引发其自身进行选择、变革、积累与传承的结果（如从古代越语越歌到近代粤语粤歌的变迁过程）。而西方文化与现代音乐从珠江口涌入国门进入岭南以来，音乐文化的多元化氛围，进一步激发了岭南越歌“文化体系内部变迁的”原动力（如本根文化的多元性、海洋性因素），这种变迁的方式亦即文化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 [6] 这就是岭南文化新时期“珠江文化发展”期的到来。

　　珠江文化，对于地方来说是岭南文化新阶段，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发端。这不仅是因为珠江在岭南，更因为珠江文化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先河，带动了全民族近代意识的觉醒；而且由于百余年来可持续发展的势头，继而又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改革开放的先行。这个先河与先行，正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岭南文化特质所本有的天性。百余年来，由于珠江口的开放，海上经贸的长足发展，商品经济、都市文化、现代音乐的兴盛，促使岭南文化中心逐渐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并且牵动着“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概念及其发展势头愈演愈大。百年一瞬间，“学堂乐歌”、“新音乐”、“新文化”等现代意识的觉醒，为岭南本土民族歌乐文化注入了新元素，形成了新活力。粤乐、潮乐、汉乐、壮侗语族歌乐等得以更广泛的传播。珠江文化也以其自身的鲜活力，从珠三角沿着东江、北江、西江溯源而上，带动着整个珠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其发展势头，犹如一部新的《黄河大合唱》“珠江在怒吼”，进而引发着扬子江（浦东）、黄河（中原）、黑龙江（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新世纪的西部开发战略中，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文化积累和文化趋向的学说结合岭南越歌的实际，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传播，不能离开民族文化发展的土壤，也不能脱离世界文化发展的大环境。尤其是其自身变迁的积累性、倾向性、抗力性、容忍性等不能忽视。数千年来发生在这里的变迁是无法割断的，由百越文化积淀，到岭南文化兴盛，到珠江文化发展，这是一条流动的河，也是历史的必然。忽视或否认这个必然，岭南越歌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去土壤，迷离流向，必将迷失自己。任何文化系统的建构、认知与把握，都离不开这个规律。传统文化的变迁，近百年来的变革，以及当代文化建设的各种探索、实践、经验与教训，都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着这一点。可见，文化积累的认知和文化趋向的把握，是发展（这个硬道理）成败的关键。

　　注释：

　　[1]见冯明洋：《岭南土著的“越徵”调式体系及其文化积淀》，载于《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一期第5页转引西汉刘向《说苑·善说》所记述的《越人歌》。

　　[2]见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第22页转引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述的《越讴》。

　　[3] [5] [6] 见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4]见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7页。

　　来源：省音协　　作者：冯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