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创作思考

               怎样从“我”，走向“我们”？

“朝霞似锦，晚霞若金，汗水和脚印铺满我们每一个早晨。遍地篝火，满天繁星，那是我们青春长路上，闪烁的眼睛。”试图从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进入整个组歌的“知青言说”，海南山地的早晨踏露出工和傍晚披汗收工，那满天如锦似金的彩霞；以及大会战工地夜晚连绵的篝火和漫天繁星，是我个人在知青生涯中留下的最深刻的的记忆影像。但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一百个知青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岁月记忆。也许确有知青农友对四十年最深的记忆影像，是“朝霞若泣，晚霞泪滴”——那也可能是真实的——怎么办？我们——我和霍东龄，应该怎样把“我的”记忆影像，转化为“我们的”——整个知青群体的记忆影像？“我的歌唱”，如何才能最终转换为知青群体的“我们的歌唱”？这是组歌创作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

以“朝霞似锦，晚霞若金”和“遍地篝火，满天繁星”作为组歌序曲的起首语和连缀语，这就决定了整首知青组歌的基调是明快明亮的，甚至是色调绚丽的。——可以么？会被广大知青群体接受么？从一开始，我和霍东龄就共同认为：我们是以一种乐观、积极、正面的情绪取向，去主导这次知青下乡四十周年的纪念演出和组歌的创作的，不然，整个演出和创作，都失去了意义前提。我们不是要歌唱苦难，但我们歌唱（不是歌颂）的是苦难中的青春岁月——我们的劳动，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彷徨，我们的牺牲奉献，等等。我们无意回避灰暗，但组歌却无须以灰暗作底色。这除了两位创作者共同的情绪取向之外（我们都并不把自己的知青生涯看成全然一片灰暗），还涉及到歌词和歌曲创作在技术上需要承载相对单纯、明确的主题内涵的原因。组歌不是纪实性叙事，也不是历史文献性的记录。她要承载的，更多的是知青一代人的情感抒怀。但是，我们也深深明白，这个情感抒怀却是百感交集、悲欣相杂，甚至泥沙俱下的，从每一个“我”到“我们”，更是有着历史评价和个人感遇的巨大落差的。我们可以把握什么样的“度”去落笔，去修辞，去歌唱？作为一个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及其纪念歌唱，其“最大的公约数”，在哪里呢？

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关于文学叙事中的“独白”（单一视角）与“复调”（多元视角，哈佛学者王德威把它译作“众声喧哗”）的理论，以及关于“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理论，对我的歌词创作，是有启发作用的。围绕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价，本身就是“众声喧哗”的。知青组歌的写作，无疑也是一种“宏大叙事”而非“个人叙事”的抒写。然而，可不可以在“个人叙事”中显现“宏大叙事”？或者相反，在“宏大叙事”里含寓“个人叙事”？用“复调”的方式写“独白”，可不可以？《汽笛一声海天阔》有“我”，《山的壮想》也是“我的”吟唱，但那却是“个人叙事”引出的“宏大叙事”；《一封家书——夜校归来》，按说则纯粹是“个人叙事”了，但其内涵却是从“独白”走向“复调的”——有思亲寂寞，有人生彷徨，有乡村生活实景，也有乡亲土地的真情。我和霍东龄在创作过程的不断交流中，一直是力求把这种“一曲多义”的“复调性”——也就是尽可能把知青生活的诸般内涵（从劳动，爱情，彷徨，死亡，希望，等等），融合在每一首歌曲里。比如《半湾银月半湾潮》，就不仅仅只是写了男女恋情，还写进了男女恋爱在那个年代的某种忌讳和猜测及其谐趣；又如《山的壮想》，则是力求在悲悼战友中寓含了对整个知青生涯的缅怀、反思与前瞻的。我从网上一些农友的批评中，确实认识到歌词尚有许多内涵欠缺；但同时，我们也从合唱队员和农友观众热烈而正面的感受中，体悟到组歌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从“我”（独白与个人叙事）走向“我们”（复调的宏大叙事）的过程，我为《岁月甘泉》能获得大多数知青农友的喜爱和认同，感到由衷的慰藉。

文学批评家曾镇南在关于《岁月甘泉》的一封通信中的这段话，我以为是恰切地反映出创作者的思考和追求的：“从历史上看，也许知青的下乡是一次大的政治迷误中的一个负面意义多于正面作用的权宜之计，但从知青群体的命运而言，这却是一段实实在在的生活，一段千千万万年轻人付出了青春的热情和血汗，怀着梦想去投入的生活；是千千万万年轻人由此获得人生的经验、身心的磨练并积累走向未来的力量的生活。这一段如混浊的大江般的生活，苦乐参半，美丑杂陈，但却并非虚掷的。凡是真正属于生活、属于生命的一切，就是值得敬畏、珍重的。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决定了歌词的生活实感和华丽修饰下的质朴内涵。这一点才是组歌能感人的主要原因。”

           怎样从“当下”，言说“当时”？

“一曲回唱四十年，一曲唱尽四十年。”这是我们写作知青组歌的初衷和期许。但是，我们分明又知道，一曲怎么可能“唱尽”四十年？站在“今天”当下的角度，该从哪里切入、言说“当年”的“当时”呢？或者说，今天的“回唱”，怎样才既能从今天的角度出发，又能重现当年的感受和气氛，同时还能获得四十年后的知青农友们的感动和共鸣呢？

这是第二个大难题。举《垦荒曲》为例。当年农垦的垦荒大会战，虽然确实大大扩展了农垦橡胶事业的基地，同时也由于盲目的砍伐，带来了对热带雨林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从今天的角度抒写垦荒，我想把这种反思意蕴放进歌词里去，在劳动场面之后，写进了“大山累了，我们也累了……”一类调子相应压抑的歌词。但东龄在作曲过程中总是感到哪里不对，找不准旋律感觉。后来请另一位农友麦田光写出一稿歌词，谱曲也请另一位农友作曲家写出了一稿，但创作群体又对此觉得不满意。东龄在重新回到《垦荒曲》的写作时和我商量：也许我们的书写视角，要让“今天”和“当下”退出，回到四十年前的“当时”的“现在进行时”，才能写出和唱出当时的气氛来。这样一个思路的小拐弯，无论词作的修改重写和曲谱的重新创作，都顺畅多了，据了解，合唱队员的反应也如此。因为《垦荒曲》完成较迟，他们前面排练的都是从“今天”回溯“过去”的《岁月甘泉》、《山的壮想》、《我们回来了》等歌，大家都觉得“不够喉”——当年的激情、气氛还没唱出来，也唱得不过瘾。我当时也悬着一份心，一直觉得《垦荒曲》的分量，在知青组歌里是至关重要的“歌肉”——知青的主题内涵（从这个角度，不妨说，《山的壮想》是“歌骨”——主题承载）。当东龄写完曲子，在越洋电话里向我放歌一曲，我一下子松了一口大气。东龄在谱此曲时刻意吸收了苏俄歌曲旋律的影响，而苏俄歌曲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贯穿我们知青生涯的一种“主旋律”，这就一下子把“当年”、“当时”的气氛找回来了。从今天的角度看，“把青春热血撒遍边疆，让理想的歌声飞扬”，我们的许多热血也许白白抛洒了，理想也落空了，但这却是当年知青一代共同的心声。我听说此曲交付排练时得到合唱队员非常热烈的认可，也是大家认为“唱起来最有感觉”的一首。近日，批评家李陀在听完《岁月甘泉》后向我感慨：从歌词到旋律，这完全是今天的曲调、今天的书写，可是又处处、时时充满了当年当时的时代气氛和往日氛围，这个度其实不好掌握，你们是怎么样做到的？

然而，无论如何，知青组歌不是一个“文革作品”。《岁月甘泉》毕竟是站在“今天”去言说“过去”。这里面，是有着“当下”和“当时”的巨大的时空视角歧异的。不妨这么直白地说：“岁月甘泉”的歌题，就是一个“今天”视角。我们是站在今天回望过去的岁月，“在苦难中掘一口深井”，期待把知青岁月转化为我们今天巨大的精神资源，昔日的苦难才可能成为今天的宝藏，成为今天的甘泉的。不然，无论缅怀往事，追念过往，奠祭青春，我们何所为而来？“岁月苦水”甚至“岁月苦海”，当然具有“当时”视角的合理性，但这确乎是一个尚未走出“过去”的“当时视角”。这里其实无关乎“青春无悔”或者“青春有悔”的争论。“不要问我青春悔不悔，山有山的壮想，海有海的沉醉。”我在《山的壮想》中是刻意提出了这场“悔不      悔”的争论又把它大而化之的。我呢，对采用《岁月甘泉》作为歌题，倒是至今“不悔”。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视角和心态，去面对苦难？怎么认识苦难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我们知青这一代人都非常熟悉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反复言述的，其实就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那个主题，也是席勒《欢乐颂》的主题——从苦难走向欢乐，用苦难创造欢乐。可以说，这，就是“岁月甘泉”这一歌题的本义所在。

“感念人生，感念土地”，这是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主题落点。其实我也感念这一次知青组歌的创作和演出的全程，把我从今天浮躁、纷繁的现实情境里拉回到那个“苦难与风流”（这是一本老三届回忆录的书名）的年代，让我重温了一遍自己的青春时光，和这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知青农友们重新欢聚一堂。我欣赏网上名为“云龙北恭山人”的农友这一段话，请允许我节引如下，作为本文的收篇：

“古往今来，苦难的确是人生的必含内容，一旦与之遭遇，它也的确为你提供了一种机会。人性的某些特质，唯有通过这种机会的磨练和考验才能得到升华。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我们‘老三届’知青，以肯定人生的立场来发现苦难的意义， 所以即便处在最恶劣的生存境遇中，我们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     的精神自由，即是我们可以选择承受苦难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老三届’知青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知青的历程证明：一个人的尊严比任何苦难更为刚强！上山下乡，‘老三届’知青因此而认清了真实的自我，克服了文革当年的浮燥，单纯与狂妄！丰富的苦难阅历是我们晚年生活更加深刻的一种底蕴。

领悟苦难也要有深刻的心灵，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灵魂的深浅。”

                                                          2008年11月21日

                                                    急就于耶鲁澄斋